第三，“I”有弘扬理性的义务。我们是重感性轻理性的民族，或者说我们是理性发达得过了头的民族，总之，我们是感性比较丰富、理性相对缺失的民族。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别亲疏、分远近，不习惯于平等博爱、一视同仁。这可能源自于我们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因此，弘扬理性之前先得有个培育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注定是十分漫长的，实际上我们已经处在这个过程当中，例如普遍的英语教育和科学教育对培育理性精神是十分有益的，当然我们也不能等到这个过程完结之后才来弘扬理性精神。理性的好处是它相对客观，不偏不倚，追求平衡和公正。理性总是与过分亲昵和诉诸极端保持距离。理性依赖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冷静和良知，而努力摆脱表面上的血缘、宗族、亲情和友情等关系的束缚。

　　第四，“I”有遵守规则的义务。如果“I”不会排队、乱穿马路、吃请送礼拉拢权力，我们就不会有法治社会。因为法律无非是生活的规则，而法治终究是一种有规则的生活方式。法律如果不被信仰，它就不会有力量。规则之所以能成为规则，需要有对规则的普遍尊重和敬畏。如果没有普遍的个人节制，只有广泛的随性和率性的生活，人人随意践踏规则，就不会有法治。

　　第五，“I”有关心公共生活的义务。什么是公共生活？出了自己的家门，“I”就进入公共生活，从楼道到庭院到社区到马路到广场到居委会到政府，都是“I”的公共生活领域。“I”有不随地吐痰、爱护绿化、遵守红绿灯、不插队、待人谦让、参与社区生活、关注政府活动的义务。良好的公共生活取决于良好的公共意识和普遍而广泛的公众参与。难以想象，在一个普遍缺乏公共意识的国度里会有良好的公共生活。因此，让我们首先培养和树立良好的公共意识。

　　第六，“I”有不得行贿的义务。哪怕是一根烟、一杯茶、半颗槟榔（湖南人有敬槟榔的习俗）都可能是贿赂。在权力面前，“I”要有即使被权力压垮也绝不向权力低头的精神。同时，“I”还要有监督权力、挑战权力的勇气。在权力面前，“I”退一步，它就会进一步。权力之所以敢于受贿索贿，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在权力面前三跪九叩、屈节行贿。如果说受贿是恶，行贿就是大得多的恶，因为“I”行贿，“I”就丢掉了做人的气节。毕竟行贿是主动，受贿是被动；行贿以破坏公共秩序为代价，受贿则以谋取私利为目的。如果没有普遍而广泛的行贿，哪里会有普遍而广泛的受贿？

　　第七，“I”有监督政府的义务。政府官员，无非是“I”的亲戚、朋友、同学、战友、父母、兄弟和姐妹。“I”之所以要监督他们，是因为他们手握绝对权力。如果“I”不监督他们，他们绝对会腐败。因为他们也是像你我一样的恶人和普通人，如果没有监督，他们本性的恶就会爆发，从而吞噬他们做人的资格。“I”要监督他们，防止他们过多的浪费社会资源，过度的败坏社会生活。另一方面，“I”对他们进行监督，也是对他们的挽救，尽量促使他们过健康洁净的生活，以使他们不至于过分腐败堕落而不可救药。为了监督权力，“I”必须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心存芥蒂，而不得盲目崇拜权力。监督权力，为“I”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就像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是“I”对社会的义务，也是“I”对自己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