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们的边沁主义法学家可能会为使作为一般法理学之组成部分的分析法理学的复兴而战，即阐释、修正和建构各种关键的概念。近些年来，这种趋势有所下降。对她而言，边沁立法辞典的概念并不是对语义的幼稚痴迷。没有概念，我们就不能思考。结合了一般性的观点和“具体方法”的严格的理性思维是边沁整个事业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精细的概念工具，它既能形成一般性地讨论各种法律规则的元语言，也能形成具体而精准地表达各种法律规则的工具。
第四，在其基本理论框架内，这位现代边沁主义者会考虑观念上的其他发展：例如，在不放弃其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和结果主义本质的情况下，她会试图调和“社会工程是幼稚的观念”这类的各种批评[101]，或者是对立法中时间、空间和文化的重要意义的批判[102]，或者调和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中的发展。
她可以在当代的同仁中找到某种支持——例如彼得·辛格的应用伦理学；戴维·赫尔德（尽管是一个康德主义者）的全球民主；[103]在有所保留的情况下，可能还从法律领域中的哈罗德·拉斯维尔、迈尔斯·麦克道格拉斯和麦克尔·雷斯曼那里获得某种支持。[104]然而，那样的支持是有限的和零散的。
无论在什么地方，她都会发现边沁在其普世的立法科学和万全法（pannomion）中所设想的全面复杂而又野心勃勃的法理学的议题和观念。她完全可能在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文献中找到启发，但会对将焦点集中于民族国家界限范围内的普通法学说吹毛求疵，并且，她可能会认为，对于一个穷人而言，所有的快乐都是“财富”。然而，边沁主义法理学的许多核心任务在当今仍未完成，或者说，像世界银行的法理学那样，似乎是不完整的、让人迷惑的和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以支持少数人的利益。
在当前的人道主义条件下，某些显见的条目可能会置于现代边沁主义者的功利主义议程的顶端。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在全球的、国际的、区域的以及跨国的层面上的民主。如果在国家的层面上，甚至是在最为“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存在民主赤字，那么在超国家的层面上的权力控制和治理安排方面的缺陷是多么的严重啊！
我认为这既是一个宏大的图景，也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图景。然而，我并不是一个尽心尽力的边沁主义者：我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我仅仅是一个弱实证主义者；并且我可能会比多数边沁主义者可能会接受的更为强调历史、传统、制度和地方性知识。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中讨论了更多的复杂性和多元主义。[105]我恰好是摇摆不定的边沁主义者的典型——怀着敬意景仰他，却又分别视他为启发力量的来源、难于对付的对手、有用的意见公告板和一个行为古怪的人。在这里，我并没有详细地解释我自己的观点。毋宁是，我们是在这里纪念并且赞颂边沁，而不是埋葬他。我希望我所说的足以表明这个非凡的现象是我们想象的财产的一个宏大而令人迷醉却被低估了的组成部分。[106]
【作者简介】
李燕涛，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周国兴，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硕士。本文正文部分为周国兴译，注释部分为李燕涛译。
【注释】*译自William Twining, The Great Juristic Bazaar: Jurists’ Texts and Lawyers’ Stories, Ashgate Publishing Co., 2002.
President Mary Robinson, ‘Imaginative Possessions’, John Galway Foster Lecture, 26 Oct. 1995(unpublished).
W. B. Yeats, (1902/3), see Explorations (ed. Mrs W. B. Yeats, London, 1962), Pt.Ⅱ.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London,1997), 359.
Seamus Heaney, The Redress of Poetry (London, 1995).
这个雕像真的是边沁么？大学学院在1992年曾收到一封盛情难却的邀请函，说作为对伦敦进行一次主要展示的组成“边沁”应当到艾森去。如果他去了，这就会开创一个先例，因为这将是自他去世以来第一次远行他国。出于正常的谨慎起见，大学学院成立了一个多学科的委员会以决定如果边沁成行是否有利于公益。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衣服、橱柜、蜡制头像、拐杖以及一些较少遗物可以成行，但他的骸骨非常容易损坏而不能冒险出国。因此我们可以去艾森看任何东西，却看不到他的躯体。“到国外去的真是边沁么？”我问我的学生，“坐在学院回廊中的那个人真的是边沁么？”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的”，我几乎不存在怀疑。那个展览会有个极好的名目：Celina Fox (ed.), London—World City 1800-1840 (New Haven, Conn., London, 1992).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s. Alan Sheridan, Harmondsworth, 1977), esp. Pt.Ⅲ, Ch. 3.
Janet Semple, Bentham’s Prison: A Study of the Panopticon Penitentiary (Oxford, 1993); ‘Foucault and Bentham: a Defence of Panopticism’ (1992) 4 Utilitas 105.
James Ellroy的评语，见封面引文。
Tim Willocks, Green Rriver Rising (London, 1994/5), 3.
Ibid., at 5.
Ibid., at 103.
Ibid., at 104.
The Correspondence of Jeremy Bentham (ed. A. T. Milne, London, 1981), iv, 342.
Ibid., 117.
Stephen Tumim, review of Semple (1993), (1994) 6 Utilitas 135, at 137-98.
William Twining, ‘Hot Air in The Redwoods, A Sequel to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86 Michigan L Rev. 1523 (1988), at 1536-7.
Ibid., and William Twining, ‘Why Bentham?’, The Bentham Newsletter, No. 8 (1988), 34, at 44-7.
例如，赫伯特·哈特的那种修正了的功利主义和他对命令说的讨论。
这种解释也遭遇了异议: F. Rosen, ‘Utilitarianism and the Punishment of the Innocent: The Origins of a False Doctrine’ (1997) 9 Utilitas 23; cf. ‘Why Bentham?’, 同上注第, n. 35.
边沁是在司法证据这一语境中对隐私作了最多的论述：他为隐私留出了一些余地，但一般原则是：以公开为主，隐私为例外。
Charles Dickens, Hard Times (London, 1854 ), Bk. 1, 1.
David Craig, Introduction to the Penguin editon of Hard Times (Harmondsworth, 1969).
Marx, Das Kapital (Everyman edn., London, 1957), ii, 671; ibid. 164.
N. 60 below.
有关边沁和马克思思想中的类同方面，参见：H. L. A Hart, ‘Bentham and the Demystification of the Law’, Essays on Bentham (Oxford, 1982), Ch. 1. Cf. William Twining, ‘Reading Bentham’, LXXV,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89), 97, 125-6(hereafter RB).
Constitutional Code (Collected Works, ed. F. Rosen and J.H.Burns, Oxford, 1983), i, passim (see index).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司法证据原理》中边沁常常会采纳一种简单的常识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似乎与其在本体论中阐述的极为复杂的观点相矛盾。这意味着他思想中的一种发展，还是仅仅表明那种简单的经验主义已足以阐明他关于证据的主要观点，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一种有所助益的开始业已为Gerald Posteme 作出, ‘Facts, Fictions, and Law’, in W. Twining (ed.) Facts in Law (Wiesbaden, 1983).
至于所谓的“当代意义”，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表明有必要在过往思想家的若干种用法间作出区分。人们可以与一个古典文本进行一场直接谈论当前问题的不合时宜的对话，这或许是因为其意义超越了作品的时空局限。或者，人们可以与一个来到当前的过往的思想家进行一场虚拟对话，或与一个追随者，即不是一个想象中的边沁，而是一个现代边沁主义者进行一场虚拟对话（相关例子，参见RB, at 123 n.）。边沁到访的一个不太重要的（light-hearted）的例子，参见Lord Goff, ‘A Visit from Jeremy Bentham’ 41 Current Legal Problems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Bentham Club); cf. Hart, Essays on Bentham, n. 25 above, at 33-9. 在此情形中尤其重要的是区分原初性历史的解读即对文本本身的不合时宜解读和那种虚构的脱离文本的解读，即与一个被设想为熟悉当下情势的想象的边沁或一个想象中的边沁主义者的虚拟对话。并且，当然，解读在各种题材内部有所不同。过往的思想家，他们的文本，以及他们的思想是一种可以用作澄清当代问题的资源，但是一种严谨的态度需要对上述区别保持敏感。
大致到1990年为止的一系列诸如此类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辩收入进了Bhiku Parekh的四卷本选集中，Jeremy Bentham: Critical Assessments (London, 1993). 我最为欣赏的仍旧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经典论文《论边沁》，该文首次于1838年发表在《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中，并于1859年修订后发表在其《论文集》（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第一卷中，这是一篇审慎的结合了赞扬和批评的文章，或许是有关边沁的毁誉参半的经典评述的例子。这篇文章或许在不经意间通过贬低其原创性而破坏了他的声名。
布鲁厄姆的传记作者写道：“后来的历代伦敦学生们有理由向布鲁厄姆致谢，感谢他们把苏格兰作为他们的榜样，给伦敦的大学引入了一种令人鼓舞的气氛，从而免于比其更为古老且更为著名的英国对手的那种令人厌倦的家长主义作风”。Robert Stewart, Henry Brougham: His Public Career 1778-1868 (London, 1985), 197.
Bentham, letter to S. Bolivar, 13 Aug., 1825. 这个段落写道：“这两个对公共利益的最大的妨害——政府大学，即牛津和剑桥，以其更为险恶的形式呈现出来就是政治腐败的仓库和温床，随着这个国家在财富方面的迅速增长，那里聚集了比其所能容纳的更多的学者：尽管那里的维持成本膨胀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他本身就使得有所助益的指导和那种一般性的实用习惯不可能实现”。以30000英镑的代价（因为那是为他所预定的总额），一个由开明人士组成的社团即将成立，就在伦敦或其附近，一个在同一名称之下的指导中心，由于包含了宗教势力，在其中学生将可以去寻求每个人自己在宗教方面的观念。但Hazlewood学院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学院，是一个教授立法和司法的学院，在其中，根据最优原则，艺术和科学那些分支通过实践来传授，结果是，就那些最重要的学科而言，伦敦大学将逊于Hazlewood学院，除非，在那些不足之处，他去做在那里已经完成的事情”。对于这个引文，我要向Dr Luke O’ Sullivan致谢。
边沁在宗教上的立场太复杂而不能在此处继续探讨，从而许多研究仍有待完成。最好的解释已由菲利浦·斯科菲尔德在其《杰里米·边沁思想中的政治和宗教激进主义》（未刊稿）中作出，他的大部分著作在这个主题上的主要观点是把宗教批评为被险恶的利害团体所滥用的一种欺骗手段。有人指出他试图通过规劝而摧毁它，但这种观点引起了争议。他曾明确反对宗教歧视、宗教机构，并的确反对宗教与国家的任何联系，但他也曾积极的赞同宗教自由。（比如，UC. Mss., Box 169, 113）.特别参见，First Principles, 同下注释69，标为宗教、宗教制裁、宗教制度的索引。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宪法典原理》（见下文，注释69）的第七章以“任何政府权力都不应当用于去确立宗教信仰体系或信条”为标题：ibid. 325.
在牛津大学，人们必须在“三十九条信纲”上署名从而得以注册入学；在剑桥大学，学生必须在“三十九条信纲”上签名才能毕业，剑桥允许一些犹太人和非国教成员学习，但他们不能毕业。
W. M. Praed, ‘A Discourse Delivered by a College Tutor at a Supper Party, July 1 825’, The Morning Chronicle, 19 July 1825.
关于其历史背景，参见Sydney Evans, ‘Theology’ in F. M. L. Thompson (ed.),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the world of learning (London 1990), 147-9.
关于对外系统，参见N. Harte,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1836-1986 (London, 1986); Thompson (ed.), n, 35 above，passim. 实践中的“开放式学习”意味着没有授课，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准备考试时从大学几乎得不到帮助，在这种情形中大学仅仅被称为一个考核主体。这自然成为了一个争议的问题。一些人坚持认为作为原则问题高等教育应当主要是一个自我教育问题，其他人，包括学生，则倾向于一种更为家长式的观点。
William Twining, Theories of Evidence: Bentham and Wigmore (London, 1985), at 20-1.
特别参见‘Public Opinion Tribunal’名目下的政治和
宪法著作的索引；cf. On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Discussion (Works, Ⅱ, 275 (1821)).
Eric Ashaby, 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 (London, 1963); F. M. L. Thompson (ed.), n, 35 above，passim.
J. Austin, The Uses of the Study of Jurisprudence (1863, ed. H. L. A. Hart, London, 1954).
一如我们所见，甚至是庸俗主义这一指责也需要加以缓和。以那句多次被引用或误引的宣言为例，“除去偏见，玩图钉得到的快乐和从音乐和诗歌的艺术与科学中得到的快乐具有同等的价值”；这在具体语境中可以被解释为（可能是半开玩笑的）对有关高级快乐的智识和社会优越感的讥讽。毕竟，边沁喜爱音乐，是个不错的演奏者，并被认为有一双聪慧的耳朵，如同穆勒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参见Mary Mack, Jeremy Bentham, An Odyssey of Ideas 1748-1792 (London, 1962), 246-8; Catherine Fuller’s note on ‘Bentham and Music’ (unpublished, 1977). 此外，边沁在什么给了他快乐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他自己的观点，但每个人就此都是自己的最好的判断者。菲利浦·斯科菲尔德告诉我手稿中的一个精彩段落，这个段落在好的艺术如何不应得到公开补贴这个问题上或得了当代人的共鸣。
Works, X, 540 (1823) quoted in George L. Nesbitt, Benthamite Reviewing (New York, 1934), 34.
Introductory Lecture, 1892 (privately printed, reprinted in 1933).
这所大学最初的创立计划书在阐明在伦敦建立一所大学的理由时说道：“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把知识更多的作为一种渴求的对象，它或者作为一种满足的来源，即自我完善的方法，或者作为一种受用的手段和有用的目标”。（重印于Negley Harte and John North, The World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828-1978 (London, 1978), at 17）. 当然，这个文本应当以和其他的受基金资助的文献相同的精神来解读。
Negley Harte and John North, The World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828-1978 (London, 1978), at 19.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1776).
Constitutional Code (1830), i.
对这种不寻常的取代有若干种解释。奥斯丁更多的同情普通法，对法律职业较少批判，比他的老师更少危险地激进性。悲观者或许会接着说他的一般观点都是既容易理解又容易批判。时间流转，分析法理学讲授重心也变得更为地方性和特殊化，与所有先进法律体系中的那些基本法律概念相比，更多地集中于英国法律原则的基本概念上。Philip Schofield, ‘Jeremy Bentham and 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Jurisprudence’, in W. Schrader and U. Guhde (eds.), Der Klassische Utilitarianismus：Einflusse—Entwichklungen—Folgen (Berlin, 1990); RB, 130-40.
William Twining, Blackstone’s Tower (London, 1994), Preface and ch. 1.
William Twining, Law in Context: Enlarging a Discipline (Oxford, 1997), chs. 6 and 7.
Works, Ⅶ, 270n.
Ross Harrison, Bentham (London, 1983), at 141.
例如，参见Hugo Belfounder在Iris Murdoch中的阐述，Iris Murdoch, Under the Net (London, 1954), at 65-6.
F. Rosen, ‘Introduction’ to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Oxford, 1996), at pp.li-lix.
Hart, n. 25 above, 39.
我自己的看法是对边沁的观点大多数的有条理的理性重构使他成为了一个偏好功利主义者和行为功利主义者，即在个人道德和社会哲学层面上都关注了人类的一般福利（就所有有感觉的生物的一般情况而言）。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文本，但也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的理性重构。
例如，在很多地方，边沁常常把功利主义的应用限于一种单一的，即必须封闭的共同体；但是有迹象表明，特别是在其晚期的著作中，他关心如下这个问题：即是否任何共同体都能为此目的而被恰当地视为是自足的？由于世界变得愈加具有相互依赖性，这也就成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近期最好的著作是：Rosen, n. 54 above; Paul Kelly, Utilitarianism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Oxford, 1990); Gerald Postema, Bentham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Oxford, 1986).
“这个有影响的观念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是原始契约的目标，他们是这样的一些原则，那些关心增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自由和理性的人在平等的初始位置下把这些原则界定为他们联盟的基本条件。这些原则将去规制所有未来的契约。他们具体规定了可参加的社会合作的种类以及可确立的政府形式。我把这种看待上述原则的方式称为作为公平的正义”：J.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1972), 11, (添加的斜体字).一般地，参见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1993); Thomas Pogge, Realizing Rawls (Ithaca, NY, 1989), 8-9, 127, 136-7, and passim; J.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1985) 14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23. 当然，罗尔斯是古典功利主义的一位主要的批评者，他立足于西奇威克却与边沁相关联，在此我不关注罗尔斯思想的优点或不足，也不去设想一场两位重要思想家之间的虚拟对话。他们之间或许可以比通常所设想的那样显示出更大的类同。此处的关键在于他们都参与到了设计原则、制度以及好的统治模式的实践中。
罗尔斯和边沁的努力实质上存在部分重合。但他们所处情形和讨论主题以及他们的思想都不相同。区别之一就在于边沁的大部分努力是去运用功利原则，而非去论证或阐明他。（关于罗尔斯自己的“认识禁区”（epistemic abstinence）参见Joseph Raz,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Oxford, 1994, ch, 4) ）. 边沁没有力图给出功利证明；他的改进主要以事后想法的形式体现出来，他把功利原则用作对特定实践问题的武器，他并不是切合实际地视之为一种现实的风尚。像马克思一样，相较去理解世界，他更为关心改造世界。作为我们的同代人，彼德·辛格在精神气质上较之罗尔斯更接近于边沁，集中关注功利原则在当代实践问题上的具体运用胜于深入思考其哲学基础。例如，可参见，Peter Singer, Practical Ethics (2 nd edn., Cambridge, 1993);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1975). 边沁仍被十分严肃地视为一个道德哲学家，甚至在个人伦理方面也是如此这个事实，既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赞扬。其法理学大部分是功利作为一种立法而非道德原则的应用。
Jeremy Bentham, De l’ontologie et autres texts sur les fictions (ed. J.-P. Clero and C.Laval; trs, P. Schofield, Paris, 1997).
Willian Twining, ‘Other People’s Power: The Bad Man and English Positivism, 1897-1997’ (1997) 63 Brooklyn L Rev. 189.
这些思想被敏锐的加以分析，见Oren Ben Dor, ‘Constitutional Limits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Critical Study of Bentham’s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Theory’, ph.D. thesis (London, 1997), chs. 2 and 3.
Works, Ⅱ, 537, discussed RB, 133-8.
Charles Beitz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Ethics: A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Reader (Princeton, NJ, 1985). 一个当代的例子是对较贫穷国家发生的饥荒的预防和援助对较富裕的国家和个人而言是否仅仅是一个慈善问题。
参见n. 96 below.
Hart, n. 25 above, 20, 261.
Robert P.George (ed.), The Autonomy of Law: Essays on Positivism (Oxford, 1996), e.g. Klaus Füsser,“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关于分离命题的论战绝不是完全没有意义。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必要关联关键取决于这个假设，即正是法律的概念本身不能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分解为不同种类的便利的要求，每个要求都使得必要关联问题无关紧要”，at 120, discussed in Twining, n. 61 above.
参见本卷，115。
已出版的有：Constitutional Code (ed. F. Rosen and J. H. Burns, Oxford, 1983), i; First Principles Preparatory to Constitutional Code (ed. P. Schofield, Oxford, 1989); Securities against Misrule and other Constitutional Writings for Tripoli and Greece (ed. P. Schofield, Oxford, 1990); Official Aptitude Maximized: Expense Minimized (ed. P. Schofield, Oxford, 1993); Colonies, Commerce and Constitutional law: Rid Yourselves of Ultramaria and other Writings on Spain and Spanish America (ed. P. Schofield, Oxford, 1995); in preparation Constitutional Code, ii and iii; An Essay on Political Tactics; Plan for Parliamentary Reform; Anarchical Fallacies and Political Fallacies; and ‘Legislator of the World’: Writings on Law, Codification, and Education (ed. P. Schofield and J.Harris, Oxford, 1998).
Bhikhu Parekh (ed.), n. 29 above, iii, 1019-20 (1993) and F. Rosen, Jeremy Bentham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Oxford, 1983).
Sydney Smith, ‘Bentham’s Book of Fallacies’ (review), Edinburgh Review, 42, (1825), 367.
First Principles, n. 69 above, 227-331.
Constitutional Code Rationale, n. 69 above, at 232.
Ibid.
Ibid., at 235-6.
边沁区分了行政人员和法官的任命（委任（location））和撤职（废黜(dilocation)）：选民仅仅是直接选择了立法者，但他有权撤销很多官员的职务，其中就包括法官。（Constitutional Code I, ch. V, Art. 5, 31-2）.
Repley’s Believe it or Not, No. 87, Mar., 1979（New York）.
W. Parry, The Last Days of Lord Byron (London, 1825).有关“少校”Parry及其与Bentham 和Byron的联系的详细评述，参见F. Rosen, Bentham, Byron and Greece (Oxford, 1992), ch. 10.
通常参见Inquiry, The Constitution Unit Newsletter (1995-7) 以及由
宪法研究中心出版的系列报告。
关于法典化，参见 Philip Schofield, ‘Jeremy Bentham: Legislator for the World’,ch.4,this vol.
关于通话管道，参见Constitutional Code I, 442-43n.
Ibid.; 亦可参见对模拟的或图解输出的注册模式的讨论：ibid., at 230.
Philip Schofield, ‘Jeremy Bentham on Political Corruption: A Critique of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Nolan Committee’ 49 Current Legal Problems 395.
Rosen (1983) Ch. 8.
Philip Schofield, n. 83 above.
例如，Lord Hailsham, ‘Is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Wearing a Bit Thin?’, The Times, 12 May 1975.
C.W. Everett, ‘The Constitutional Code of Jeremy Bentham’ (1948), reprinted in Parekh, n. 29 above, iii, 501, at 503.
Labour Party Manifesto (1997).
例如，William Rees-Mogg, ‘Can We Win Back our Democracy?’, The Times, 24 Feb. 1997.
关于苏格兰宪政惯例（SCC），参见Scotland’s Parliament (Constitution Unit, London, 1996).
Securities Against Misrule, n. 69 above, at 103.
Ibid. 107.
边沁通常反对革命并认为没有革命的情况下那种改变也能并应当大体上实现。例如，First Principles, n. 69 above, at 220-1; Anarchical Fallacies, n. 69 above; see Rosen n. 70 above, esp. 10, 223-5. Per contra, 在一些段落中他似乎把暴力或其威胁作为了最后的诉求：“对权力的欲望是如此的普遍和持久，以至于在立法领域的这部分中的任何合理的改变（比如《宪法典》）都几乎得不到任何可以接受的允诺，除非采用武力或恐吓迫使他这样做。”Codification Proposal s. 5 (1982); cf. Securities Against Misrule, n above, at 106-11, 138-40; Works, Ⅱ, 286-7.为明确其观点以及这些观点随时间发生了多大的改变，有必要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Human Rights Bill, 1997, cl. 4, discussed in Rights Brought Home: The Human Rights Bill (Home Office, London, 1997, Cm 3782), ch. 2.
参见 Ben Dor, n. 62 above, chs. 2 and 3.
这些论辩在下列文献中进行了详尽的讨论，William Twining,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Bentham’s Anarchical Fallacies’ (1975) 61 Archiv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phie 325, and reply by M. Dalgarno, ibid., at 357, 都更为深远地推进了这个观点。 两篇文章都重印于 Parekh (ed.), n. 29 above, iii.
William Twining, ‘Globalization and Legal Theory’ 49 Current Legal Problems 1 at 28-31; cf. T. Pogge, n. 59 above, ch. 5.
Twining, n.97 above, 5.
例如，J. J. C. Smart and Bernard Williams,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Cambridge, 1983); Peter Singer (1975) and (1993), both n. 59 above, and The Expanding Circle (Oxford, 1981).
通常参见，Neil MacCormick, H. L. A. Hart (London, 1981).
例如，Roger Cotterrell, The Sociology of Law (2 nd edn., London, 1992), ch. 2.
特别参见，Bentham’s ‘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Time and Place in Matters of Legislation ’, Works,Ⅰ, 169. Oren Ben Dor在其Constitutional Limits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Critical Study of Bentham’s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Theory第六章中提出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将时间、地点和文化置于边沁
宪法思想中更为重要的地位，
宪法方面的限制被视为一种方法，一个共同体通过这种方法就能从一个法律共同体演化为边沁所说的同情共同体，后者主要以自治为基础。
David Held, Democ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Oxford, 1995).
例如, Myres S. McDougal and W. Michael Reisman,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Mineola, NY, 1981).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London, 1990).
感谢奥仁本迪尔、M.弗里曼、弗雷德·罗森、菲利浦·斯科菲尔德、尼格利·哈特以及边沁研究中心所有成员对本文的评论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