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遵医嘱休息的十天日子里，我非常幸福地沉浸在这些原始的和二手的著作当中。一开始，我认为就行政和后勤的细节而言，边沁像一只狐狸；但就宪法设计而言，他根本就是一只刺猬。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统治者的利益，无论它们如何被选择，在所有的方面都潜在地与被统治者的利益相对立。尽可能合理地使双方的利益一致，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宪法安排的功能。基本的解决方案是持续而有效地控制统治者对整个共同体（也即人民）行使的权力，并且提供大量防止施政混乱的保障措施。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保障措施是公共性，公共性是一个外延广泛的术语，包括透明度、负责任性和信息自由等当代理念。

　　边沁的基本观点体现在如下三个原则中：

　　1、“在每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政府正确而适当的目的在于实现组成该共同体的所有个人的最大幸福。”[73]

　　2、“在每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政府实际的目的在于实现那些行使政府权力的人（无论是一个还是多个）的最大幸福”。[74]

　　3、各种利益相联接的规定性原则是：“这种情形本质上绝对有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摧毁任何险恶利益的影响和效力，而在这种险恶利益下，个人的处境可能使他容易采取任何……行动”——也就是说，剥夺统治者近乎全部的险恶利益，以使统治者的利益与被统治者的利益相一致。[75]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法是：赋予人民确实而正当有效的权力去确定、监控、撤销（或废黜）和惩罚他们委之以政治权力而成为他们的代表的任何人。[76]实际上， 边沁宪法与政治学著作中有数千页都在讨论这个基本主题。

　　即便躺在床上时，边沁也不容易阅读，最后我终于终于从一开始的思考状态变为做白日梦、然后昏昏欲睡，然后就睡着了，还真做了一个梦。几年前，Ripley在其《信不信由你》中曾描写雕像活了起来，其魂魄出没于伦敦大学学院，并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77]《信不信由你》中含有几个明显的事实性错误，并且认为边沁是一个恶毒的人，甚或其最为严厉的批评者也会这样称呼他。在我的梦中，雕像在1998年以更为慈祥的方式活了过来，并且要求检阅我们的治理机构。边沁已经70多岁了，还穿着T恤和锐步鞋，看起来非常轻快。与Byron未经证实就称之为“杰里米·边沁的巡逻”和William Parry1825年苛刻地描述过的巡视相似[78]，我们“开始以海兰信差的速度慢跑”，但是这次我们并没有遭到弗里特街或其它地方的妓女们的嘲笑，因为在当今是慢跑标志着没有发疯的一个通常的行为。在完成了我们的巡视之后，边沁先生简要地审视了当下的政府改革方案，如你所知，这个方案包括了放权、设立一个伦敦政府、一个权利法案、议会上议院改革、信息自由，很可能还包括选举制度改革。[79]当问他作何评价时，他以典型的四个分支开头：（1）导向功利的变化；（2）与功利原则相背的变化；（3）需要进行进一步评价的变化；（4）缺少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

　　他勉强承认了代表着对其观念的部分接受的少数改进，包括：（1）去殖民化；（2）代议制民主取向的开始；（3）下议院和各种地方委员实行无记名投票，即接近普选但并不是每年进行一次选举的方式；（4）出版和其他媒体的相对自由，尽管存在少数恶意利益的所有权；（4）对立法的更多的信赖，但是抵制法典编撰；[80]（5）理性地对待宗教宽容和政府机构世俗化的进步潮流；（6）理论上，公共行政官僚制度建立在功利原则基础之上，而实际上，功利主义思想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中都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即便是以零散的方式；（7）带薪法官尽管权力过于强大，但仍然来自于法律职业，并且仍然适用普通法；（8）至少在讨论监狱的私有化和对通话管道的广泛使用。[81]

　　最大的变化是技术上的，他对与通讯变革相关的各种小玩意既非常高兴，也非常诧异；但是更让他诧异的是，电子邮件、传真、移动电话、电子选举等还没有被用来作为抵抗施政混乱的保障措施和为最大化公共性（我们现在称之为透明度和负责任性）服务。[82]

　　然而，就宪法问题而言，他主要的评论是在基本原理方面的变化是如何的少，或者它们是如何朝着坏的方向变化：（1）在许多方面，统治者的利益仍然直接而连续地与被统治者的利益相对立——尤其是在他们痴迷于获取和维护权力时。（2）不必要的资助和浪费大行其道：支出是最大化的，而财政能力还远远不是最大化的。（3）世袭原则仍然作为上议院和君主政体中的基础性因素而继续存在。（4）荣誉制度与其它人为授予尊严的制度仍然与腐败的某些新形式并存，例如，许多不民主的、不负责任的准政府组织的大量增加。[83]（5）行政人员的权力过大。（6）与“隶属关系论”相对立的“权力分立论”的谬论依然盛行。（7）贪婪的法律职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视法律制度为其私人的专属领域。（8）法官仍然从拥护者的团队中招募。（9）可能是最为重要的，通常是并且几乎是系统性地是一种神秘化的工具的、代表着权力团体和阶层的邪恶利益的政治话语模式，包括：大量的行话；由技术体系支配的法律；对大多数他曾经猛烈攻击的谬论的常规使用（主要是由移民归化局所使用），例如，像中国式的论证（The Chinese Argument）、蜗牛般爬行速度的论证（The Snail’s Pace Argument）、冒名顶替术语（Imposter Terms）等古老的偏好依然流行；发展而来的和经由古老的谬论修正而来的新的谬论正在盛行，如，Cornford蛮荒时代的原则（Cornford’s Principle of Unripe Time）、有障碍的实习医生的方式（the Way of Baffled Medic）；以及作为一种拖延时间的谬论的“我们需要一个皇家委员会”。最后，关于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或其他的非法律权利的讨论以及其它各种无稽之谈依然幸存（实际上是获得了复兴）。简言之，神秘化的无稽之谈仍然在公共话语中大行其道，这很大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少数人的邪恶利益。

　　幸而，边沁在我梦中来访的时间很短暂：最后我问他如果不优先全盘采纳他的宪法典，他可能提出的直接的宪法改革方案是什么。毫不奇怪，他所有的建议都以实现人民的利益和那些被委托以权力的人的利益之间最大程度的一致为中心。他具体的措施包括如下六个方面：

　　1、终止世袭原则的继续适用——例如，废除上议院，废除源自君主和贵族的所有保留性政治权力，消灭所有人为授予的头衔。

　　2、通过更为频繁的选举加强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控制，即是说，更多的职位都要通过选举产生，对官员（无论是选举的还是委派的）的罢免必须通过选举期间的民主投票；对公共舆论机构的一般性控制；通过准陪审团的方式使更多大众参与到法律问题中；立法规制信息自由。

　　3、将议会（现在拥有独立的办公地点）迁移到某个更为重要也相对没有吸引力的地方，比如，米林基那斯或纽尼顿。

　　4、设立一个更为系统的民主控制的区域政府组织，赋予其分散的权力，但是隶属于中央立法机构并对中央立法机构负责。[84]这其中包括设立伦敦区域政府，位于威斯敏斯特，其最高领导人依据才能而不是声名而选举产生，称为“首领”（headman）而不是“市长”（mayor）。

　　5、与当前所有形式的施政混乱进行持续的斗争，这些施政混乱形式包括公共支出浪费、不必要的惩罚、资助和腐败，这里的腐败要比Nolan委员会定义的腐败宽泛得多，包括牺牲被统治者的利益来增进统治者的特殊利益的所有行为。[85]

　　6、安置一种电脑式的谬论测定仪（a computerized fallacy-spotting）和公共机器，以监控各中央和其属下的立法机构、新闻媒体以及其它公共领域中的所有话语。

　　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因而未能记下边沁先生建议的完整清单。当然，这只是我的梦。毫无疑问，边沁其他的学生对此类的来访会有相当不同的想象。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噩梦，它确实略微有点儿让人震惊，因为边沁的建议比近来对宪政改革的争论中所设想的任何问题都要意义深远得多。

　　我对如此幻化的想象的用途有一些疑问。但还请你们耐心地让我简要地反思一下我从这种思想实验中学到了什么东西。

　　首先，我们历经了所谓的最为激进的宪法改革已经150多年了，边沁对此的反应恰好可以提醒我们注意：当前的宪法改革日程是多么的小心翼翼，特别是多么的琐碎而又在许多方面没有原则。这毫不令人惊讶。有时，我们在传统的宪法和人为设计的宪法之间做出了区分。[86]边沁的宪法典无疑是属于后者的代表：以Everett的话来说，那就是说，它是逻辑的和被设计的，也即一个单一的方案，可能是由一种单一的思想在明确表达出来的原则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87]人为设计的宪法典型地标志着与过去的截然决裂。在某些重要方面影响了边沁的美国1789年宪法，可能被认为是人为设计的；二战后去殖民化时期的各种独立宪章和晚近的南非与乌干达的新宪法也是如此。联合王国常常被认为是传统宪法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尽管它也有少数人为的成分。我们的宪法被认为是“不成文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发展时断时续，且并没有明显可见的变化。可以说，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的变化节奏正在加快，并且有一些偏离传统。然而，当前的改革日程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程序方面都与边沁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此看来，正如某些变化是重要的那样，它们绝不是激进的。难道托尼·布莱尔曾经许诺的“历史上从未提出过的、最为广泛的宪法改革”[88]排除了边沁的宪法典？在边沁看来，分权在逻辑上是不连贯的；吸纳一个相当陈旧的人权法案只能被视为发展进程中一个相当谨慎的步骤，而不是与过去的一个历史性决裂或者一个新的开端；上议院的改革可能会减少（但无法消除）世袭原则；信息自由法案几乎确定无疑的是一个相当谨慎的妥协；并且，可能最为重要的变化，即对被认可的选举方式的修正并不会影响到那些被选举的人们的地位、选举的频率以及统治者直接控制被统治者的程度。实际上，根本没有对抗施政混乱的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