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被质疑的第三个流行形象是狄更斯笔下的格拉德格林先生形象：

　　现在我需要的是事实。只能教给孩子们事实，事实是生活中唯一需要的。什么东西都别种，并且根除一切其他的东西。[21]

　　这 一形象采取了许多形式：作为不景气科学（the dismal science）的经济学；作为庸俗哲学的功利主义；作为关涉到根本就站不住脚的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作出截然划分的，常常是与对价值的漠不关心相联系的实证主义；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教育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对穷人的压制正在扩展为严格的系统化。[22]最后一点为狄更斯所阐明，并且可能由马克思作了最为形象的表达，马克思认为边沁是“19世纪平庸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乏味的、迂腐的、口才笨拙的先知”。[23]此类抱怨与在本质上挑战和质疑经验主义的后现代倾向全都有共鸣。

　　这些相互关联的形象的集合体产生的诸多问题过于多变和复杂，以至于在这里无法继续探讨。但是指出重要的各个方面至少是对边沁的诸多理念的一种夸张描述并不难。例如，他的整个思想都建立在作为一种价值理论的功利之基础上。认为他相信“事实是生活唯一需要的”或者认为他的法律实证主义对道德问题漠不关心完全是误导性的。正如在他有趣的虚构理论中阐述的那般，他的认识论表明了他非常关心对“事实世界”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各种问题。[24]马克思，像福柯一样，似乎几乎没有阅读过任何边沁的作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边沁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精妙之处。[25]

　　作为一种批评，至少格拉德格林这个形象是夸张的。实际上，边沁功利主义的巨大力量之 一在于它强调诸多社会事实的重要意义。为了预见我们的各种行为的社会后果，我们需要掌握关于我们正在应对的情势的良好信息以及特定行为过程的可能结果；为了评价事后的决定，我们需要评价各种实际后果并且对因果关系作出有见地的判断。边沁是人口普查方面和“统计学功能”其他方面的一个先行者。[26]功利是与先验的道德理论相抗衡的一种理论，道德理论不关心社会事实和实际的结果，并且以极端的方式体现在如下这个靠不住的（dubious）拉丁格言中：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一般而言，在政治学和社会科学中，边沁主义是社会政策费边主义进路的一种主要激发力量。在法理学中，边沁的经验主义强调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关注正式规则的实际运作和效果。“事实是生活唯一需要的”这种说法显而易见是不正确的；但是事实是理性决策的核心这种说法却是对的。某些边沁的作品似乎是建立在平常的常识经验主义之基础上的；但是正如我们将可能在本文涉及其虚构理论的部分中看到的那般，其更为晦涩难懂的作品及其次要的一些思想要精妙得多。[27]

　　雕像是一种娱乐性的，也可能是有益的消遣；圆形监狱是一种尴尬；格拉德格林形象是一种夸张的描述。因此，当我们举行庆祝活动以纪念边沁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何种方式想象他呢？他的重要意义几乎完全体现在他的思想之中。以前的思想家们可能会因为许多不同的理由而被认为是重要而著名的。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的独创性而被记住；可能会因为他们的眼界或者心智的气质而被记住；可能因为他们是各种未必是他们原创的理念的杰出代表或者拥护者而被记住；可能因为他们影响了其他思想家或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们的理念或者影响了诸多历史事件而被记住；可能因为其提出了对后世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理念，而这些理念的隐含意义又为其他的思想家们所阐发出来而被记住；或者因为他们的作品仍然对当代所关注的问题有重要意义而被记住；[28]或者是同时由于上述各种理由而被记住。边沁有权利因上述理由中的每一个理由而被我们记住，但是需要区分这些不同的理由。

　　为了清晰，我将根据不同的特征来讨论：历史上的边沁，即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们试图重构的真实的人；作为物体而存在的边沁，即作为物品的雕像；作为文本，即他自己所写的真实的文字的边沁，解释辨认这些文本是边沁作品编辑们的主要关注点；作为从文本中重构和解释的理念而存在的边沁；再现的边沁，即为了评论当前的现状而一直流传到1998年的想象中的边沁；最难于描述的是假想的现代边沁主义者，即一个可以在边沁的模糊性的参数范围内以无数种方式被建构的信徒。

　　边沁在上述所有这些层面上和在诸多令人惊讶的问题方面都值得关注。由于篇幅的原因和我自己的知识结构的限度，我必须有所选择。因此，我将几乎不论及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独创性，他的心智品性、他的风格、他的“影响”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也不论及他对超出我的专业知识的哲学、经济学、公共政策或者其他主题等的贡献。[29]毋宁是，我将给出我们为什么应当从如下三个立场出发来珍视他的个人见解：即作为这个学院的一名学者和成员；作为一个法学家和作为一个公民。在以一个宽泛的视角来处理这三个立场的过程中，我将明确区分历史上的、对话中的和想象中的边沁的理念。

　　边沁和大学教育

　　让我们从伦敦大学学院开始讨论。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挂在弗拉克斯长廊中Henry Tonk所作的关于魁梧的边沁的那幅画，画中的边沁正在检查关于新伦敦大学的校址的计划，画的背景是几个非常支持他的人。这幅画是对一个虚构事件的富有想象力的描述。边沁给予了这项新的冒险事业以精神支持和财政支持，但是他没有真正地参与创建。主要的动议来自于托马斯·坎贝尔和亨利·布鲁厄姆；具体的计划由一个委员会执行，该委员会建立了一个不可避免地会具有某些骆驼的品质的机构。坎贝尔一直对德国大学中的宗教宽容极为褒扬；布鲁厄姆在创立实用知识传播协会和各种技工机构的过程中一直与George Birkbeck关系密切。但是，增加了的教育机会仅仅是基础，基本思想却是面向中产阶级男子的一个付费机构。苏格兰的影响尤其重要：非寄宿式的、非导师式的，根据所出席讲座课堂的次数支付薪水。[30]

　　然而，Tonk的图画是相当恰当的。伦敦大学学院曾经是并且现在也是边沁的学院。少数创立者，尤其是亨利·布鲁厄姆和詹姆斯·密尔，是公开的边沁主义者。边沁本人在给西蒙·玻利瓦尔的信中把这个委员会称作“自由主义者的联合体”。[31]更为重要的是，几个由边沁提出来的观念形成了贯穿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的精神内核。这些观念包括宗教自由、教育机会、言论和研究自由、实用知识以及教育改革。尽管较少明确宣称，但是仍然可以加上卓越。

　　让我们简要地逐一讨论每一个观念。边沁对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倾向于持一种特定的外交审慎。终其一生，他自己几乎确定无疑的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强烈地反对宗教的确立，但宗教自由却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32]

　　伦敦大学的创立是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宗教判准的回应，那样的宗教判准意味着只有英国国教的成员才拥有大学教育的权利和机会。[33]具有讽刺意味却又一直让我震惊的是，我们这个无神的机构——也即Praed所谓“激进的异教徒学院”[34]——一开始是为了向天主教徒、新教徒、贵格会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其他的“异教徒”开放大学教育而建立的。伦敦大学学院应当以宗教宽容的名义禁止教授神学也是恰当的。[35]

　　建立一个向每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和信仰）开放的世俗机构的理念——这一理念由坎贝尔提出，并受到布鲁厄姆支持和促进——一开始并没有完全得到贯彻实施。因为那时必须付费，并且女性高等教育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伦敦大学在扩大跨越了性别、种族、阶级以及宗教的界线的教育机会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根据机会开放和教育开放的双重原则，伦敦对外系统（the London External System）开创了远程教育，并且进一步扩大了针对被束缚在家的工人、全职的工人、甚至是犯人以及战犯的教育机会。[36]

　　研究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现代学术自由观念的两个紧密相连的支柱。由于当时年仅12岁的边沁问了一个关于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的看似愚蠢的问题，他被告知应当尊重长者和智者的看法。[37]此后，他生活中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追寻启蒙而用理性取代权威。伏尔泰是他的英雄，权威的谬误是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言论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是免于暴政的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之一。[38]

　　第四个观念是“实用知识”。“实用知识”是一个功利主义的观念，功利主义传统由于开创了在大学层面上的技术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专业主题研究以及现代语言研究而受到称赞。这一点毋须多说。[39]然而，这一观念也与格拉德格林形象紧密联系，并且也被指责为是反智主义和庸俗主义。

　　反智主义容易对付。（让我们）来看看边沁的著作吧！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边沁主义的特征正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不是重实践轻理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一直是伦敦大学学院的精神理念的基调。这个基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比法学院最初委任的教授身上阐释得更清楚：安德鲁·阿莫斯，第一位英国法教授，是一位具有果敢的实践才能的成功律师。但是他生动有趣、有魅力、有学识并且涉猎广泛——远非机械呆板或者是反智的；约翰·奥斯丁，第一位法理学教授，是一位抽象的法哲学家，但是在他关于“法理学研究的用途”的讲义中，他并不令人吃惊地强调他的主题对审判、日常法律实践以及司法文献（juridical literature）之发展的功用。[40]理念的重要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相互依赖的重要性是都功利主义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