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Mary Robinson主席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作the John Galway Foster讲座。[1]她的题目是“想象的财产”（Imaginative Possessions），一个借自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短语。在一篇关于爱尔兰剧院的文章中，叶芝曾经称爱尔兰为“为想象的财产所维系在一起的一个共同体”。[2]Robinson主席从英格兰开始：她认为普通法、生动流畅的英语和我们文献中的陆地中心是典型地型塑了我们的民族身份认同的令人鼓舞而又颇具美感的影响力量。她强调它们如何作为增进国际理解的桥梁，而远远不是使我们与世界的其他地方分离的因素。许多论者一直强调建立在仇恨、恐惧和疏离感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的消极方面——“现代发展历史的反常，与个体的神经官能症一样不可避免。”Tom Nairn写道。[3]Robinson主席关注的是积极方面，即我们能够引以为傲的遗产的那些特色。因此，可能令人惊讶的是，她选择了土豆大饥荒150周年纪念作为她关于爱尔兰突出的“想象的财产”的第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既可以被消极地使用，也可以被积极地使用。她雄辩地指出，对那次悲剧的一种严肃的纪念如何会导致对世界上更为贫穷的地方的各种饥荒和其他各种灾难中的受害者的同情和理解。她的第二个例子也令人诧异：它是关于作为北爱尔兰少数民族（minority）之一员的Seamus Heaney的“两种思维方式”（two-mindedness）的庆典，北爱尔兰少数民族曾经接受了“支配性的英国文化”教育。[4]Robinson 主席经由描述爱尔兰“两种思维方式”的另一个方面——即同时作为爱尔兰人和欧洲人的共同意识——来结束她的讲座。由于Robinson夫人开始了她作为联合国人权委员的新工作，她将拥有一个在单一世界中进一步推广这种多重身份观念的无止境的空间。

　　1998年是杰里米·边沁诞辰250周年纪念。帮助主持庆典是我的工作。由于我考虑过在一般的层面上关于边沁是否还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言说，Robinson主席的讲座提醒了我。为什么我们应当把边沁尊崇为我们想象的财产之一呢？当然，在字面意义上我们大学学院拥有边沁——雕像，他的手稿以及锁在学院冷冰冰的房间（strong-room）中的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脑袋。当然，学院也有着这样一些时刻，即我们似乎为边沁所占有，尤其是在边沁研究中心。透过字面上的解释和这些较为粗糙的印象，我们需要追问：对这一目的而言我们是谁？边沁是谁？这就将我们带回到了多重的身份这一概念。

　　今天我的论旨在于我们应当以边沁为傲，但是这应当基于正确的理由。为了这一目的，我将采取三个立场：第一，作为大学学院的一员和作为更为宽泛的学术共同体的一员；第二，作为一个法学家；第三，作为一个公民。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般，这其中的每一种立场都关涉到从地方性的身份到全球性的身份在内的多重嵌套身份。边沁伟大之处的一部分在于他能轻松自如地超越时空界限和专业化界限。例如，思考伦敦大学学院（UCL）的身份：它是一个伦敦的机构吗？它是英格兰的吗？它是不列颠的吗？它是欧洲的吗？它是世界性的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毫不含糊是“是的”。对学术人士也是如此，对法理学也是如此，对公民身份也是如此。并且，对杰里米·边沁也是如此：他是一个伦敦人、英格兰人、英国人、不列颠人、法国荣誉公民、欧洲人和自称的世界公民。

　　在专家圈子外部，边沁当今主要是由于三个相当贬抑性的形象而被人们所记住的：雕像、圆形监狱和狄更斯笔下的格拉德格林。我将要论证的是这些形象是非常危险地具有误导性的。每一个形象都可能有其正确的地方，但是一个是一种娱乐；一个是一种难堪；一个是一种夸张的描述。如果边沁值得持续的庆祝纪念的话，那必定是由于其他的各种理由。

　　首先，谈一谈雕像。杰里米·边沁当众坐在伦敦大学学院教务长办公室外面的一个壁橱里。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使用这个古怪的话题来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雕像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功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吗？它是英格兰怪癖的例子，还是纪念碑的糟糕品味的例子，还是非凡的虚荣自负的例子？或者它可能是对尸体和死亡的感伤态度的一种更为微妙的讽刺吗？这个用物体做成的雕像是什么？这真的是边沁吗？[5]他的遗体产生了各种有趣的问题，但是边沁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各种观念而不在于他的尸体。因为边沁是一种想象的财产。如果我们认为他有任何严肃的重要意义的话，我们不得不想象的事情就不只是他身体的外表甚或是他的相当平淡的生活，而是他的各种观念。我们在1998年应当纪念的人正是思想家边沁而不是他的遗体或者亲切的隐士。

　　第二个吸引媒体的通俗形象是圆形监狱——边沁对监狱、医院、收容所和学校的设计。这对他的名誉有所损害。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米歇尔·福柯实际上把圆形监狱当作压制性的专制控制的一种符号；[6]对福柯之解释的批评者们指出透明物旨在控制那些有权力的人，并且不仅仅是那些受权力控制的人，并且，边沁强烈反对所有不必要的惩罚。[7]但是甚至是他的辩护者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是边沁最不具吸引力的贡献之一——尽管难以想象在那个时代的一项监狱设计在当今似乎颇具吸引力。

　　近来对圆形监狱的一个流行用法出现于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个毕业生Tim Willocks所写的一本书中。其《绿河崛起》（Green River Rising）是一本颇有影响力的小说，即将要拍成电影。这本书被认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监狱小说”。[8]这本书的开场白是：“[一]个被监禁了一百万年的人在深深的悲痛与绝望中，把花岗岩旗帜（granite flags）的表面磨成了润滑油那般光滑”。[9]小说以相似的风格继续下去。监狱的长官，具有讽刺意味地叫做霍布斯，是一个狂热的信徒，他迷恋于如下这样的观念，即他的职责是规训和惩罚关在监狱里的人，并且这个神秘的苦难场所是教化能做得最好的（地方）。“绿河是建立在犯罪妄想症（the paranoid fantasies of the guilty）基础上的一种权力机构。”[10]一个边沁的青铜半身像坐落在长官办公室的一个柱基上。霍布斯将边沁描述为：“最后一位真正将其自身投入到监禁问题中的人”。[11]监狱建立在圆形监狱（观念）的基础之上，并且特别地是建立在如下这样的观念基础之上，即如果你能使人们相信他们一直在被监视，那么这将使得他们的人格向着好的方向改变。[12]霍布斯是疯狂的；边沁是他的英雄；监狱机构和实践都建立在圆形监狱（观念）的基础之上。结果会几乎接近于地狱。难道这是我们将要庆祝的事情吗？

　　对边沁或者对伦敦大学学院而言，这几乎不是什么重大的公共关系。对我而言，这似乎也不是对边沁的严重曲解。实际上，他确实把他圆形监狱称作“一个确实地碾碎流氓的磨坊”。[13]通过监督进行控制的观念基本上是正确的。Semple勇敢的辩护弱化了圆形监狱作为压制性控制符号的色彩，但是并没有摧毁圆形监狱这一观念。Semple本人也承认圆形监狱充其量是一种矛盾的并且有时候是令人生厌的制度。[14]我个人倾向于同意Margery Fry和Stephen Tumim爵士的观点，认为边沁的监狱本来应当是“一种人类的灾难”，我们应当正确地拒斥它。[15] 然而，在一个更为一般的层面上，我对圆形监狱故事的意义有一个相当不同的解释。我以前曾经主张，边沁研究的特征可能是对边沁持有矛盾情绪的人所对其作出的模棱两可的解释。[16]我这样说首先意指的是，边沁具有吸引力仅仅是因为——尽管采取清晰的、有时候是极端的立场——在关键点上，他似乎与惯常的分类不相符或者说超越了惯常的分类。边沁学说的模棱两可性经由如下事实得以阐明，即他常常被褒扬为既是自由放任主义又是现代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先驱；他既支持强大的政府又支持强大的民主控制；他拒斥普通法传统中的某些核心特征，然而却维护普通法传统中某些最为突出的制度，如口头说明和交叉询问；在功利主义内部存在着一个关于功利、正义、自由和平等之间关系的持续的困惑。[17]

　　边沁研究远非是狂热信徒的一个宗派飞地，相反地，边沁研究一直吸引着对其研究对象持不同观点并且常常混淆其关于其研究对象的观点的人们。[18]我也是模棱两可的，尤其是在关于刑罚的问题上更是如此。边沁关于刑罚原则的一般理念似乎在它最富启迪的意义上代表启蒙；然而如下这一意见，即为什么应当避免惩罚无辜者的主要原因在于惩罚将威慑其他人，表明了功利主义中的一个严重缺陷。[19]我发现圆形监狱在设计上和在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方面都是令人生厌的。但是关于可见性和透明度的根本理念却并不那么直率。边沁明确相信公开性是一种反对暴政的安全保障措施；对国家秘密他几乎不允许例外情形，并且，至少在司法证据的语境下，赋予隐私较低的优先性。[20]在当代的公共生活中，关于公开性与隐私这两个紧密联系的问题似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模糊性：同时存在两种强大的运动（有时是由同一些人支持的），即要求信息自由的运动和要求受法律保护的隐私权的运动。民主理论中的透明度和公开性的作用是具有当代重要意义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与边沁对话仍然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