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后的当天，我在悲愤中匆匆撰文《地震专家比不上一群蛤蟆》，并通过几家有影响力的网络媒体公开传播。尽管写作心境是“悲愤”的，但悲愤只是为作品的讽刺意味增加了浓度，甚至激发我在文章尾声提出了“地震局常务副局长由蛤蟆担任”的科幻建议，但全身的悲愤却没有覆盖我一头的冷静与满腔的理性，对地震专家及政府官员的谴责立场坚定地矗立于字里行间；尽管写作时间是“匆匆”的，但匆匆的时间至多对文笔的润色产生了顶点的影响，它丝毫没有给作品传递出来的中心思想打上任何折扣。

　　文章发表后，众多读者参与讨论，想法不一，意见有别。有人认为，地震预测难度极高，动物行为异常与地震没有必然联系；有人认为，在灾难面前，应该先讲爱心，至于政府责任问题，“秋后算帐”；还有人认为，对待地震专家应该宽容，不应过多指责。这些商榷意见，归结为一点，其实就是科学精神与民生责任问题。

　　这些天，我一直在电脑旁边关注四川地震的实时报道，心情焦躁不安。死难者数字在滚动增长，倒塌的房屋和校舍，成为一片废墟，废墟底下，掩埋的是一具具尸体以及在生命最后一刻垂死挣扎的人，有孩子，有妇女，有老人。抢险救灾队伍艰难推进，顽强奋战，无数个感动故事不时传来，无数个揪心镜头不断出现。敬爱的温总理，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作为总指挥，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亲临现场，热泪盈眶，哑喉破嗓，身体受伤，投身抢救，使救灾工作得以持续推进。与此同时，各地群众纷纷援助灾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的奉献再次齐声唱响。

　　危难时刻，让我模糊回忆起了唐山大地震。我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降生恰好半年，唐山大地震发生了。那时我才刚刚会爬。家乡有地震预报通告，各家各户都在院子里搭起草棚，以躲避可能到来的地震。在地震棚里，我爬进来爬出去，感觉既新鲜又好玩。几天后，我们那里没有地震，唐山却发生了大地震。彼时，我对地震毫无意思能力，不可能知晓地震为何物。院子里的地震棚，在我的眼里也只不过是父母为我制造的一个大玩具；地震在大人眼里是灾难是恐怖，但在我眼里却是一场哄小孩玩的游戏，如此而已。

　　32年之后，汶川又发生了大地震。此时，我也年过32岁，对地震的意识，显然已经不再停留在“草棚玩具”、“小孩游戏”上了。虽然不是地震专家，也不是主管地震的行政官员，但也大抵对动物异动与地震预测的常识稍微了解一二，知道地震学、灾害学、预测学中都有关于地震征兆的研究成果。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地震是有征兆或者预兆的，当这些征兆出现时，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特别注意。动物异动未必一定有地震，但却足以提醒有关当局。此时，专家或者官员的对动物异常行为的解释不能仅仅局限于动物界，例如说什么“纳凉”、“生态优美的象征”、“正常迁徙”等，而应当如我文章中所言“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大自然”，因为这种异动很可能涉及到人类利益。但在这次蛤蟆迁徙事实面前，有关专家、官员却解释为蛤蟆外出“纳凉”，没有使解释更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