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设立对质制度的时候，不仅认可共同被告之间的对质，而且认可被告与证人的对质似乎更为合理。笔者引我国台湾学者黄东熊先生在其著述《对质与交互询问》中曾引用一日本对质询问的案例，说明对质程序让证人反质询被告所能产生的积极功效：
辩护人问：“你后来在警察局也见过被告，对不对？”
证人答：“不，不能说是见过。在我报案后经过5天，警察局通知我说，‘捉到犯人’，所以我就到了警察局。到了警察局后，警察就叫我从犯人所在的房间的隔壁房间的玻璃窗来指认犯人。”
辩护人问：“你所说的玻璃窗，是不是像咖啡馆的玻璃那样，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但从外面就看不到里面的玻璃窗？”
证人答：“是的。”
辩护人问：“从玻璃窗看了以后，你认为怎么样！”
证人答：“我认为没有错，就是那个人。”
辩护人问：“但是，你以前所看的，是他的背后，而在警察局所看到的，是他的正面，所以你怎么能够断定就是他？”
证人（倾斜着头）答：“对，你说得对，怎么能够那么容易就认得出来就是他。不过，在感觉上，我认为好像很像。”
辩护人（追问样地加重语气）问：“不要随便乱认人。你因为听警察说捉到犯人，所以就先入为主地认为被捉到的人一定是犯人，所以就使你在感觉上认为很像。对不对？”
证人倾斜着头而不回答。
于此时，被告加入辩护人之反对询问。
被告问，“你看到犯人时，在附近有没有路灯？”
证人答：“没有路灯，但因为远方的霓红灯的反射光，以及附近的店的灯光，所以我记得当时在那个地方是相当光亮的。”
被告问：“当时你可以看到多远？”
证人（倾斜着头而注视被告的脸）答：“我想大概可以看到20、30公尺远。”
被告问，“刚才你说，当时你看到犯人面对着电线杆自言自语，你记不记得他在说甚么？”
证人（在努力着欲复记忆似地倾斜着头）答：“当时我也相当醉，所以记不清楚……”（稍为思索之后），“噢，对了，想起来了。那个人做着要击打电线杆的姿势，而说‘他妈的’，‘混蛋’等，诸如此类的话。”
被告问：“是大声地说，或者小声地说？”
证人答：“是小声。”
被告（反射性的）问：“小声地说‘他妈的’，‘混蛋’，是不是？”
证人（突然改变态度）答：“审判长，就是这个声音。那一天晚上我所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当时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人。”
被告（着急似地加强语气）问：“你只要回答我的询问就可以，不必要多说。”
审判长：“斟酌询问证人情况，依据刑事诉讼规则第124条之规定，命证人与被告进行对质。任何一方都可以先发问。”
证人问：“你就是当时我所看到的醉汉，不是吗？为什么不坦白说，就是你所放的火？”
被告（脸上发青，而以颤抖声音）答：“不要乱说，……我不愿意跟你多说。”
证人（更加得势地）问，“我是现在听了你的声音，看了你的脸以后才想出来的。你当时面对着电线杆而自言自语之后，点燃了香烟，对不对？”
被告（更加恐慌似地）答，“我不必要回答你。你所说的，是跟我无关的。”
证人问，“你一面点燃香烟，一面自言自语地说，‘真不甘心’，‘可恶’，对不对？”
被告低着头，默不作答。
……[17]
试想，如果只有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没有被告与证人进行对质的规定，上例中证人记忆清晰并揭穿被告谎言的效果是不能达到的。而且与我国法律制度相类似的各国（尤其是欧陆国家），规定对质制度时通常也将被告与证人对质作为对质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笔者主张我国对质制度不应限于共同被告，也应当包括被告与证人的对质。
证人与被告的对质成立，那么，证人间的对质也应当能够成立。而且因为证人间对质涉及利害关系较少，更容易恢复事实真相。
其二，被害人是否应当作为对质主体。如果证人作为对质主体，被害人似乎也应为对质主体。因为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即亲历者，往往是除被告以外最直接感知犯罪事实的主体，因此，让被害人与被告对质，容易产生揭穿谎言，以及（或者）帮助事实判断者辨析真伪的效果。而且被害人因情绪偏激而提供的对被告不利的陈述，因可能通过双方的对质而消除或被发现。而被害人实质上就是证人，不过是因直接承受犯罪危害而成为有一定特殊性的证人。在各国法律制度中，被害人即为证人，其作证适用证人的法律规范。[18]正是由于被害人与证人在证据性质上的一致性，主张证人作为质证主体的通常也将被害人列为质证主体。[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