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与制度转型
季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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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体制转型而言，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是系统工程，也是枢纽工程。显而易见，各地政府“驻京办”，实际上构成了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络的一些极其关键性的结点；或者说，不同机构之间进行反馈和互相操作的各种杠杆效应的重要支点，正是“驻京办”。
因此，整肃地方各级政府驻留北京办事机构的权钱交易，可以视为对权力格局的一次重新“洗牌”，也可以视为推动政治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一个“绿色信号”。
回想当年邓小平等一代风流人物设计经济改革，面临中央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重重阻力，当时采取的是以“放权让利”来争取地方政府支持的策略。结果出现了吉恩欧依概括的那种“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发展模式，也出现了围绕GDP政绩的充满活力的区域间竞争，中国在2005年也进入全球经济四强之列。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也有一团阴影挥之不去，这就是“诸侯坐大”与“官僚寻租”互相促进的恶性循环圈。从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看，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在财政总收入里，中央所占的比率于1991年降为29.8%，到1993年居然只剩22.0%；而各地政府的预算外资金收入的规模不仅可以匹敌甚至超过正规的预算收入额，1992年高达110.7%，令人惊诧。财源握在地方手里，公有资产流失到私人账户里，长此以往，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宏观调控能力难免要大打折扣。
鉴于放权逼近底线的现实危险，国家不得不及时调整策略，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为目的，自1994年起正式推行分税制。这一举措的确立竿见影，在实施分税制的当年，中央财政收入比率一跃增至55.7%，其后也一直维持在平均过半的水平线上。随着税收集中化，地方（尤其是经济发展中的内陆省份）对中央的依赖度明显上升，此前常见的中央出面游说施压，让富裕省份临时出钱支持自己的异常事态终于成为历史。随之而来的是各地官员“跑步（部）前（钱）进”，竞相到首都来争取中央财政拨款的更大份额。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改变资源分配机制后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一大“副产品”，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的数目和规模在上世纪90年代不断膨胀。时至今日，已有省级52家、地市级520家以及县级5000家“驻京办”盘踞于首都的主要黄金地段，叠床架屋，呼朋引类，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