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国立法机关有必要提高和扩大我国商事、经济行政法、刑法中惩处商业贿赂行为的力度和种类。“力度”，在此是指应大大提高现行经济行政处罚、刑罚中的财产罚和财产刑的额度，特别是对主动行贿一方，一旦案情曝光、定性，应一次性地“痛罚”，从而达到既惩戒违法行贿当事人，也杀一儆百的法律功效。扩大处罚种类，则是指应当增加更多的资格罚或资格刑。例如上文提及的吊销营业执照、取消上市公司资格、取消从事期货或证券买卖的资格，等等。
3. 对现行刑法的完善与修改。显然，无论是否设立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或《反商业贿赂法》，有关打击商事贿赂的刑法规范始终必要且必须，而无论其是否置于现行刑法典之中。但是，现行刑法中最典型的两条商业贿赂罪，即《刑法》第163条、第164条的犯罪规定，仍存在财产刑力度不够，资格刑缺失问题。我们主张，将来或可通过刑法总则的修改，将永久性地取缔某些技术性或经营性资格扩大为刑罚种类。它与作为行政处罚的资格罚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为刑罚，且多为永久性的资格丧失；后者为行政罚，在条件成就时，或可获得复权。前者的适用机关为人民法院，后者多由国家行政机关适用。例如现行法国刑法典中就有不少此类资格刑规定。
4. 国内立法机关应系统地梳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刑事犯罪构成要件及其种类规定，并就此问题开展国内刑法上的照应性、补充性立法活动。例如修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取消其中的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将贿赂的“标的”由现行刑法的“财物”扩大为“财物或其他不正当好处”。此外，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的规定，贿赂罪乃“复行为犯”，即本罪要求行为人务必实施了两个行为：须既“受贿”，又“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方才成立受贿罪。这样，收受贿赂并“为他人谋取利益”乃行为成立受贿罪的法定“要件”。然而，公约规定则不然，行为人只要以此为收受贿赂的“条件”，无论其是否真的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构成受贿罪。再者，我国刑法上还应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洗钱罪的规定扩大我国现行刑法法定的洗钱罪的上游罪。目前，洗钱罪的上游罪在我国仅限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而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第23条第2款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寻求将本条第一款适用于范围最为广泛的上游犯罪；各缔约国均应当至少将其根据本公约确立的各类犯罪列为上游犯罪”。可见，按照上述公约的规定，我国起码应将现行刑法中有关打击腐败犯罪的个罪规定，包括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单位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逃汇罪等等，都设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罪，才能强有力地遏制商业贿赂及其有关公共权力腐败问题。另外，根据《反腐败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刑法上还应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影响力交易”犯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