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地方分权产生：
国家：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
地方组织：一般行政区域组织：省、市、县、乡镇人民政府。
地方自治区域组织：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澳门。
民族自治区域政府：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2．由公务分权产生：
事业组织：公立大学、公共图书馆、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等。
公营组织：民用航空公司、铁路运输公司、邮政企业等。
针对上述重构的行政主体理论体系，我作简要说明如下：
首先，遵循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分权主体模式”理论的分权原则，国家与地方分权构成行政主体理论的第一个层面，相应产生了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和地方组织。中国之大，统一的中央集权证明已经失败，而过度下放权力则也会弊病丛生。因此，“我们应当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体制，既在地方分权基础上实行中央集权，又在中央集权的领导下实行地方分权，进而达到两者之间的统一与平衡。”[28] 这一“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体制”下的分权符合中国国情。虽然这种分权事实上当下还并不那么明显，但是从过去20多年发展的许多事例分析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分权的趋势。
其次，遵循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分权主体模式”理论的分权原则，在国家行政中实行公务分权构成行政主体理论的第二个层面，相应地产生作为行政主体的事业组织和公营组织。属于国家的行政事务但不宜由传统行政机关实施，这是构成在行政体系之外创设行政主体的正当理由，从而也打破了国家行政事务由行政机关垄断的局面。这里所称的事业组织是指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29] 公营组织是指依法设立的，其活动具有公益性质的营利性组织。这两类组织经依法授权之后，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再次，确认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采用便宜主义，即从方便原告起诉和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出发，确认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其基本规则是“谁作行为，谁做被告”。在这样的规则下，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与行政主体资格适当分离，从而可以比较好地理顺行为与责任之关系的基本关系。
五、现有“行政主体理论”之切换
早在上个世纪初，庞德曾经告诫“中国的法律家不要无限度地追求立法层次上的西化，而必须发展法律的解释和应用技术，使新的法律制度适应社会现实，成为地道的属于中国的法律。”[30]这一告诫的意义今天依然令人回味。源于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有其特定的生成环境，离开了这个环境是否还能保持其生命力，既有赖于该理论本身是否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还需要新的环境提供若干与之相适应的外部条件。以现代行政的需求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分权主体模式”理论是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尤其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这种普适性的价值尤为显著。而在当下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与地方分而治之的格局将会越来越成熟，并成为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基本架构。而公务分权的事实在中国早已经存在。立法者通过法律、法规的授权，将某些公务从国家行政中分离出去，交给那些公共组织管理。由此观之，引入大陆法系国家的“分权主体模式”理论的客观条件在当下中国已经具备。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现有“诉讼主体模式”理论可以说已是“深入人心”了，尤其是国家级的统编教材也完全采用了这个理论，现在要完全否定可能并不是明智之举。因此，我们姑且暂时认可现有“诉讼主体模式”理论继续存在，并使之发挥其行政诉讼上的功能。同时，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的修改、解释等方法，在新、旧行政主体理论之间找到接口，实现行政主体旧理论平和地向新理论过渡。诚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一贯路径和当下行政国家的现实之中，它不是单纯仰仗渐进理性和自生秩序去解决行政组织合法性问题，而是回应一定的社会现实，通过立法或决策的制定提供可试验的合法化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借助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进行知识积累与反思，进而可能形成合法化方案再次建构。”[31]这可能是阻力最小，成功的机会最大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