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案件范围
印度公益诉讼最初对案件范围的规定很宽泛，所有法律上的错误、伤害或非法负担，不管是已发生的还是存在威胁的，都可以申请公益诉讼，并且不仅仅限于对基本权利的侵害。唯一的限制是，案件的主体必须是因贫穷或能力不足等而处于经济、社会上的弱势地位，不能自己进入法院寻求救济的人或特定阶层。[20]也就是说，对于能够自主行使权利的主体而言，权利行使或放弃，听任自由决定，他人无权置噱。
随着制度的发展，宽泛的规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太差， 1988年12月1日，印度最高法院发布通知，界定了公益诉讼的范围：[21]
（一）可以作为公益诉讼受理范围的有：
（1）契约劳工（bonded labours）[22]、儿童遗弃和被监禁者的申请；
（2）警察滥权的申请；
（3）对妇女、儿童以及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23]的暴行的申请；
（4）环境保护、假冒伪劣药品和食品生产、文化遗产保护事项的申请；
（5）有关重大公共利益的事项。
（二）不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事项：
（1）租佃争议；[24]
（2）服务事项；
（3）对医疗和教育机构的许可事项；
（4）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解决的案件。
另外，为保证公益诉讼更好的发挥作用，最高法院还确立了以下规定[25]：
（1）公益诉讼程序一旦启动，各方都不允许直接写信给法官；
（2）申请一旦提出，不允许撤回；
（3）任何人不得同法院讲定条件作为自己参加公益诉讼的理由；
（4）以公益诉讼的名义提起的双方私怨诉讼是不允许的；
（5）单纯基于宗教信仰和个人价值观的争议不属于公益诉讼；
（6）公益诉讼不关注个人利益救济，因此，不允许将个人争议转化为公益诉讼；除非个人利益包涵在公共利益范围内（政策制定或普遍适用）。
五、审理模式
印度最高院的法官们倾向于将公益诉讼看作是法院、公民和公共机构之间为达成合议而进行的协商，传统的对抗性诉讼程序不利于协商效果的达成，因此，在公益诉讼中不宜适用。帕格瓦蒂法官在判决中指出，宪法允许最高法院为了保护基本权利采取合适的程序和措施，对抗性程序并非在一切案件中都是最好的选择，在保护基本权利的案件中，非对抗性程序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同时，公益诉讼制度设立之前，印度法院系统已经因为案件审理和解决速度缓慢而饱受批评。简化案件审判程序已经在司法系统内部广泛讨论。公益诉讼案件相对普通诉讼案件对审理的时限性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也成为诉讼程序简化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