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通过判例不断扩展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最终赋予全体公民。与案件关注点的发展阶段相对应，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7]：
第一阶段：针对穷人和被压迫阶层——代表原告资格（Representative Standing）
在1984年的Bandhuya Muki Morcha v India 案中，帕格瓦蒂法官指出，宪法第32条第一款并没有规定，主张基本权利救济的申请人只能是受害者本人。宪法的原意是，只要存在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任何人都得以主张对宪法的遵守和实施。法院纵然应该防止滥诉，但这却不成为限制起诉资格的理由。鉴于受害人知识水平和权利意识的欠缺以及可利用资源的匮乏，应该允许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或者相关社会团体帮助他们进入法院获得正义，并应重新设置相应的程序。[18]即赋予公民代表原告资格。
对代表原告的限制在于必须是基于善意并为公共利益而起诉，基于私人目的或谋求私人利益，或基于恶意起诉，法院不予受理。在Subash Kumar v State of Bihar案中，最高院指出：私人利益不得根据宪法第32条以公益诉讼的形式主张。公益诉讼解决的是某个群体或阶层的基本权利受到损害，但基于自身能力或贫穷或不通晓法律等原因，不能以自己名义起诉的问题。代表原告是为了保护上述群体或阶层的基本权利而不是发泄私怨。
第二阶段：针对政府不作为或滥用权力——公民原告资格（Citizen Standing）
这是对传统原告资格的第二次修正，即针对公共义务不履行的状态，任何一个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或社会公共团体，都可因具有公民的身份而以自己的名义享有起诉权。此次对原告资格的扩张源自现代福利国家控制行政权力的需要。公民原告资格的规定使得公民个人得以监督政府机构的权力滥用行为，挑战并质疑政策的合法性。在S.P.Gupta v Union of India案中，Bhagwati法官指出，即使没有专门的损害，任何公民都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对侵害公益的行为和法律规定的落实情况进行审查。
在确立公民原告资格的同时，印度法院非常谨慎，注意不因公益诉讼而放宽民事和刑事诉讼的起诉资格，防止好事分子将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滥用司法资源、侵犯他人正常生活或者追逐私人利益甚至引起公众关注的方式。[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