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政府的《破产律》看，与前述的《钦定大清商律》一样，都由商部编纂，其主要目的 虽然是为了保商，但非为商律中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单行法颁布。且从《破产律》全篇的规 定 看，其重要者固然为适用于商人而编纂，但非商人也得准此而呈报破产。（注：《破产律》第8条规定：“凡虽非商人有因债务牵累自愿破产者，亦可呈明地方官请照 本律办理。”）可见，这属于 前述第二种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德国破产法分为关于破产的实体规定、手续规定、罚则3 编，而清政府的《破产律》并不作这样区分，这与日本当时实施的破产法体例更加相似。因 此从体例上说，“清国之本律立案者，参酌日本现行法实居多数。”（注： [日]加藤正次：《读大清新破产法》，王凤翘译，《法政学交通社杂志》第5号（1907年）。）
从内容上看，虽然商部官员强调：“统按此律，全体沿袭中国习惯者居多，采用外国条文 者甚少”，但对于外国法律其实并不排斥：“诚以中国官民程度未齐，国家法律只能引之渐 近 。各国法律虽称精美，亦不能尽行援据，致蹈过高难行之弊。”事实上，《破产律》的内容有借鉴外国的，也有结合本国实际的。如关于破产的种类，按照《破产律》的规定，破产者分为亏蚀倒闭与诈伪倒骗两种，这与日本破产法把之分为过怠破产与诈伪破产相同。关于破产机关，当时日本及欧州各国都规定破产事件属法院管辖，由法院宣告破产是为通例，但根 据《破产律》，破产向地方官及商会呈报，由地方官及商会查明属实的，然后作出破产宣告 ，再由商会选出一名公正者作为董事来处理清理破产等一切事务。这是《破产律》的一大特 色，也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商会势力比较强盛的结果。因此这获得了学者的称叹：“观清国立案者，能注意于此，不模仿外国之条章，除时弊而置重实际之运用，可谓极当之处置矣。”（注： [日]加藤正次：《读大清新破产法》，王凤翘译，《法政学交通社杂志》第5号（1907年）。）但《破产律》实施之后，因官民各方对其第40条的规定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注：《破产律》第40条规定：“帑项公款经手商家倒闭，除归偿成数，仍同各债主一律办 理外，地方官厅应查明情节，如果事属有心，应照倒骗律严加治罪。”对于此条，商部认为 这不符合向来的先洋款后官款、然后华洋商分摊的做法而坚决反对，而上海、北京等地的钱商却赞赏此条规定，因而发生争执。）于是先由商部上奏暂缓实施此条，继而于1908年明令废止此律。1909年，修订法律馆调查员松冈 义 正草拟《破产法草案》，该草案分3编，计360条，但这仅是草案而已，并未完成立法程序。
自起草《钦定大清商律》至1907年，清政府还颁布了其他一些应急的商事法规，如《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共18条）、《银行注册章程》（共8条）等，这些法规涉及面广，其中有些已 经具有一定的经济行政法性质。与《钦定大清商律》、《破产律》一样，这些具有急功近利特点的法规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拿来主义的特点。
（三）“志田案”与《改订商律草案》
虽然有上述这些法规的出台，但由于它们在体系上和内容上的不完备，加之社会实际情况 的变化，清政府在宣布预备立宪后，便又着手商法典的系统编纂工作。
1908年，修订法律馆邀请日本专家志田钾太郎起草商法典，完成的《大清商律草案》（又称 “志田案”）自1909年起陆续脱稿，它共分总则、商行为、公司律、票据法、商船律等五编 ，共计1008条。这一体例与当时日本实施的明治商法分为总则、会社（公司）、商行为、手形 （票据）、海商5编的结构几乎完全相同。而从内容上看，它主要是模仿日本明治商法和1900年《德国商法典》，但其中的票据法则还参照了《海牙统一票据条例草案》。
《大清商律草案》虽然起草完成，但并没有实施，因此“志田案”实际上只是一个私人草 案而已。对于此草案，许多商会皆表示不满和抗议，认为其照搬外国法内容过多，并不符合中国的商业习惯。此草案也遭到农工商部的抵制。
在抵制了“志田案”后，考虑到当时通行的《钦定大清商律》又过于简略，无法适应工商 业发展需要这一实际情况，农工商部又于1910年提出了《改订商律草案》，以准备作为过渡 之需而取代《钦定大清商律》。但该草案来不及议决就因清政府被推翻而成了废案。
清末商事立法虽然仿照西法，但并没有全盘西化。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当时各地商会的 极力抵制。鉴于势力较强大的商会的存在，清政府比较重视调查各地商业习惯；并且，在所 颁 布的商事立法中，有不少法律条文都赋予了商会以一定的职权。各地商会依法设立后就更加 积极地参与商事活动，包括介入商事立法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7年，在清政府聘请 志田钾太郎起草商法典之前，商部就要求商会将各地商业习惯调查汇总后送至商部，以作 为修法时的参考。同年，上海商务总会邀请海内外各地商会齐集上海，召开“商法草案讨论 大会”，在此大会上，通过了《商法草案提纲》。大会还要求各地商会在会后调查各地商业 习惯，并由孟昭常等人负责联络各地商会及起草商法草案的工作。1909年，在第二次“商法 草案讨论大会”上，对已经完成的公司法、商法总则两编的草案进行讨论。两草案后被称为《商法调查案》，送呈政府时，恰逢前述《钦定大清商律》已经不能适用，而法律修订馆的《商律草案》尚未出台、农工商部正准备修订公司章程之际，这样，该草案被稍作修改后， 就被农工商部以《改订商律草案》而提出，只是它也没有来得及实施。该商律草案如此的出 台过程，决定了其内容虽然仍然不脱效仿外国商法的痕迹，但较其他草案而言，它更多地立 足于各地的商业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