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具有两方面特征：首先，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社会资源。投资社会资本，可以带来增值效应。总体而言，拥有社会资本，可以增强个人或组织的行为能力，从整体上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15]其次，社会资本虽然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都具有普通资本的特征，[16]但是，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社会资本有其自身特性，如互惠性、不可让渡性、公共物品性和可再生性等等。[17]
从社会资本拥有主体看，可以把社会资本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国家社会资本。[18]个体社会资本以社会关系为依托，以个体与社会网络间的纽带关系为表现形式；国家社会资本是指国家拥有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国家社会资本以社会结构为依托，以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公民参与、社会信任、政治权威等为表现形式。另外，从社会关系联系性质角度还可以把社会资本分为传统依附型社会资本和现代公民型社会资本；[19]从信任结构角度，可以把社会资本分为特殊信任型社会资本与普遍信任型社会资本。[20]
（三）社会资本表现形式
社会资本有五种表现形式：反映个体社会资本的个体与社会网络间的纽带关系，以及反映国家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公民参与、社会信任、政治权威等。
1．个体与社会网络间的纽带关系。个体与社会网络间的纽带关系是个体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个体社会资本的获取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1)个体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个体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对个体社会资本存量有着重要影响。其表现为：那些拥有好的社会位置（初始位置）[21]的个体在获取和动员拥有好的资源的社会关系上具有优势。一旦社会位置被确定，位置的占据者的广泛互动模式就会将它与相似的或更高位置的人相联系。社会位置越高，占据者就越可能获得更多更高价值的资源。所以，个体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层级与个体社会资本是正相关的。(2）个体与社会网络间的纽带关系的强弱。个体与社会网络间的纽带关系越强，获得的个体社会资本也就越多，个体与社会网络间的纽带关系强度与个体社会资本呈正相关。所以，要想获得更多的个体社会资本，就必须从以上两方面着手，进行相应的投资。详言之：在合理利用先赋位置的同时，积极加入不同的社会组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使自己拥有更多的组织成员资格和身份，建立更多的社会网络联系，并强化个体与社会网络间的纽带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个体的初始位置是先赋的，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强化个体与社会网络间的纽带关系就成为获取个体社会资本的最主要途径。
2．社会结构稳定性。社会结构稳定性是国家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社会结构，指的是“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22]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各方面，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结构。[23]国家社会资本依赖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程度与国家社会资本大小成正比。社会结构分解意味着社会结构不稳定，进而影响着国家社会资本存量。社会结构分解表现为社会分化。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分化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的过程。它不仅包括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群体的类别增多，还包括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社会分化意味着国家社会资本存量的减少。社会分化表现在多个方面，从社会资本角度考虑，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社会阶层分化和价值观念分化。
3．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国家社会资本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公民参与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而公民社会对于国家社会资本的形成具有直接的作用，“社会资本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公民社会”。[24]首先，公民社会可以发展和促进信任与合作的社会资本。公民社团组织作为介于国家和民众个体之间的“软组织”，由于具有很强感召力的共同目标和得到组织成员自觉认可的价值理念，很容易自我管理并达成共同目标，也有助于公民性的培养。社团的成员比不是组织成员的人更容易参与政治，更多地与邻里共度时间以及更大程度上表现出社会信任等。[25]其次，公民社会可以反映社会资本的发展状况。就公民社会而言，其内部组织以及组织之间结成的网络在参与方式上是横向的、水平的，其组织特征是信任的、规范的。正如普特南所言：横向关系网络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而垂直关系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对共同体而言，横向关系网络越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而垂直关系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26]
公民参与水平与国家社会资本正相关。公民参与不够，公民社会就不会发达，国家社会资本存量就会下降。因此，提高公民参与水平，加强公民社会建设，是提高国家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
4．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国家社会资本的再一种表现形式。福山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角度对信任进行了跨文化研究。他将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来考察。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从功能上看，社会资本就是群体和组织中，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合作的能力。而所谓信任是指，在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相互信任是形成群体以及群体合作能力的前提条件，而信任又是由文化决定，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到文化机制建立起来的，不同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自发群体，而且它们的自发程度也不相同。此外，社会资本能够使人们彼此信任、合作。所以，福山将信任和社会资本作为同义语使用。通过研究信任这种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率、经济规模、经济发展和繁荣之间的关系，得出信任是一种社会美德，是创造经济繁荣的源泉。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因而社会资本包含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它们可以促进合作行为而提高社会效率，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
可见，社会信任是国家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社会信任状况影响着国家社会资本存量。社会信任缺失必然导致国家社会资本不足。
5．政治权威。政治权威是国家社会资本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林南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资本的基础之一。而社会结构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地位、权威、规则和代理人。权威体现了地位之间的关系，是控制与取得资源的权力。权威意味着拥有明确的法律制裁的强制。一个结构的等级越多，其位置之间的相对权威越不同。[27]在科尔曼给出的社会资本的五种形式中，第四种形式便是权威关系。科尔曼认为，权威是个人拥有的控制他人行动的权利。[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