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分为三个部分，禁止结成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地位，禁止可能造成垄断的企业并购。但是，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反垄断法》的出台半年来，我们没有见到任何垄断企业被调查是否滥用市场地位，或者结成垄断协议，尽管我们都知道它们一定存在。企业并购的反垄断审批似乎是唯一活跃的领域。

　　同样，期望《反垄断法》解决行政垄断，也恐怕只是善良人们的空想。《反垄断法》只是赋予了调查机关建议权，但是该法实施以来，我们还尚未听说任何行政垄断行为被调查和被建议取消。和反垄断调查机关的“迟缓”相比，私人诉讼频频发生，可能还算是一件幸事，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说哪个法院就反垄断诉讼的作出了有意义的判决（例如北京兆信等4家防伪企业诉国家质检总局就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作为个人的观点，我其实完全同意亨利·曼尼在给薛兆丰博士《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一书（当然，这本书中的个别论证还需要推敲）序言中所写的话，“它（该书）指出了反垄断法的种种圈套和谬误，而许多国家正在生搬硬套这种反垄断。只要读完这部著作，你就会奇怪在经济科学当道的年代惊人还有如此错漏百出的东西，而且还会惊叹其他国家竟然还会对这趟浑水趋之若骛”。

　　《反垄断法》的积极意义，在我看来，可能是在对抗其他国家《反垄断法》时起到了平衡作用，因为中国的企业在面临走出去的过程中，可能也会被外国机关进行反垄断调查，或者进行反垄断申报审查。因此，《反垄断法》使得国家之间的对抗实现了平衡。然而，从囚徒困境的原理来看，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却不是最佳的选择。当然，由于尚不存在一个国际组织和公约来协调竞争立法（目前松散的国际竞争网络（ICN）无法担当此重任），因此，最佳的选择实际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