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TO定义较为宽松的框架下，FTA在内容上得以拓展，除传统的关税减让和非关税措施的削减和协调外，还涵盖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政府采购、环境和劳工标准等内容，区域范围内的经贸政策协调较之WTO走得更快更远，为将其中一些内容逐步纳入WTO和协调立场做了前期准备[23]。其表明FTA不必然成为贸易壁垒，而可以通过开辟和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对WTO机制产生积极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动态的、整体的、有机的竞争互补关系，或称竞合关系。区域经济合作的形成和发展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改进与加强，在发挥各自优势的情况下产生竞争。这种竞争致使二者彼此取长补短，相互补充，从而进一步提升二者在实施贸易自由化领域的竞争层次，丰富了互补的内涵，直至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的实现[24]。故而，多边贸易体制无论从法律上抑或国际舆论上，都无法遏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也无法要求二者保持同步发展。竞争关系的存在本身不可怕，区域经济势力的崛起不可怕，多边贸易体制在其中应有所作为，不断完善。

　　3、中国FTA战略与多边贸易制度间的竞合考察早先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形式和重心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且多为非均衡发展。虽然通过加入APEC、WTO等多边经贸安排，在合作的内涵和经济辐射规模方面提升了层次，但由于多边体制的谈判成本较高，总体的经济合作及开放水平依然偏低，难以适应多样化的经贸交流及全球化的要求，甚至在某些区域市场出现边缘化风险。目前，我国采用了全球范围、区域范围和次区域范围内经济合作同时并举、齐头并进的模式[25]，既是出于应变外在压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题中之意，也希望借此对原有政策进行辩证的修整，从而更好的利用FTA和WTO等经济安排间的竞合关系增进我国福利。

　　3.1 我国FTA战略实施的高涨与多边经济合作的政策修整在世界FTA浪潮不断高涨的大环境下，我国正以较快的步伐融入到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其中，我国FTA加速发展的主要诱因在于：

　　其一，多边贸易合作方式具有局限性。“有原则必有例外”，允许区域贸易安排的存在及其他例外不可避免的使得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侵蚀，这些特例在使一些成员国因特惠贸易协定或“普惠制”而享受特殊优惠待遇的同时，却使其他成员国遭受了歧视，最惠国原则正逐渐沦为“最差国原则”的代称。故而，其对经济政策的明晰化和利益协调的推动作用有限[26]。

　　其二，对区域贸易安排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双重效应认识的深化。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成员国企业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享受规模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分工深化带来的效率提高，区内贸易将由此增加。同时，由于非成员方对成员方的出口，相对于成员方处于不利地位，原本区外成员对区内成员的出口，可能由于区域贸易安排的建立而转为区内成员的贸易。此双重效应均会使缔约方之间的贸易量大大提高。

　　其三，国内资源短缺和资源安全的考虑。我国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8%，特别是战略储备不足[27]。据估计，二三十年内，我国面临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各种资源的短缺，同时还将增加矿产资源对进口的依赖程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矿产资源的消费增速接近或超过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矿产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寻求区域内合作，扩大资源、能源的进口渠道，是中国寻找稳定可靠战略能源的有效方法。

　　其四，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和风险分析与判断。为从经济全球化中取得更多利益，同时减少贸易自由化的负面影响，中国采取了多元化的市场战略。但中国同样面临这全球化风险，突出表现为中国的一部分产业面临着被跨国公司淘汰、国家宏观政策及形势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产业结构调整进入艰难时期，出口面临的外部条件日趋严峻，并又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之虞。“十一五”期间，政府提出外贸增长方式要实现重大转变，服务贸易实现快速发展，“走出去”战略实现重大发展，努力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同时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参与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以创造公平、宽松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