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26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和西罗马皇帝瓦伦廷二世颁布《学说印证法》，盖尤斯与帕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莫德斯丁被一起列为罗马五大法学家，盖尤斯的地位仅次于乌尔比安和帕比尼安。公元六世纪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中有535条选自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查士丁尼时于公元533年完成的《法学阶梯》，即以他的原著为蓝本。以上提及的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查士丁尼和西罗马皇帝瓦伦廷二世，这三位在当时有两位是中兴之主，一位又有宏图伟业之才。盖尤斯的著作身逢其时，真是走大运了！

　　（二）关于盖尤斯的出生地。周论上册第56页指出：“他生于小亚细亚”。关于这一点，我在《盖尤斯与<法学阶梯>》一文中就已经说过：“其家乡估计是希腊。”理由有三：一是盖尤斯《法学阶梯》第2页（页码以黄风的中译本为准，下同）第1段原文：“所有受法律和习俗调整的民众共同体都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法，一方面使用一切人所共有的法。每个共同体为自己制定的法是它们自己的法，并且称为市民法，即市民自己的法；根据自然原因在一切人当中制定的法为所有的民众共同体共同遵守，并且称为万民法，就像是一切民族所使用的法。因此罗马人民一方面使用它自己的法，一方面使用一切人所共有的法”。通过以上文字，不难发现，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将法分为市民法和万民法（这里万民法与自然法两个概念是合二为一的）。而自然法思想是最初是由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系统、明确阐述的；二是盖尤斯在《法学阶梯》第226页把债划分为契约和私犯两类，一些法学家认为盖尤斯的划分来源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关于两种交换正义的划分，因为亚里士多德的交换正义蕴含契约思想。现代契约制度是由交换正义中的自愿交易理论演变而来的，而现代侵权制度则由交换正义中的非自愿交易理论发展而来。亚里士多德关于两种交换正义的划分是现代契约制度与侵权制度的最初理论形态。不熟悉古希腊哲学思想的人是不可能会作这些划分和归类的的；三是其著作《法学阶梯》第248页有荷马史诗的记载，且曾在小亚细亚的特洛阿斯（Troas，即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爆发地）写作和教书。通过前文对其《法学阶梯》写作脉络的梳理，我们发现他对罗马行省，尤其是希腊、土耳其、叙利亚这几个行省的法律非常熟悉。周枏在书中并没有提出盖尤斯生于小亚细亚的确凿依据，因此我认为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即盖尤斯的出生地“估计是希腊”。

　　（三）盖尤斯算不算是萨宾派？虽然在学术上，盖尤斯自称属于萨宾派，在《法学阶梯》一书中他视萨宾（公元64年去世）为自己的老师，而将普洛克鲁斯派的人称为“另一学派的学者”。但研究此书的罗马法研究者发现，他在一些重要法律问题上已开始接受普洛克鲁斯派的观点。从他往后，再没有人称自己是何学派。那么他的这个“最后的萨宾派”是否名副其实？

　　笔者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萨宾派和普洛克鲁斯派的区别来谈：根据笔者前文的分析，罗马的萨宾学派和普洛克鲁斯学派两派的分歧主要是形式上的，即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看问题的视角上不同。萨宾学派注重市民法，以市民法为主要研究对象；普洛克鲁斯学派则着力于裁判官法（一作“长官法”，包括最高裁判官法和万民法等内容，与市民法相对应）的研究。从这一点来看，萨宾学派较为保守，普洛克鲁斯学派则较进步。但是，在方法论上，前者注重进化论精神，反对传统的形式主义，而后者则往往囿于法规的条文。学者耿勇在《简论万民法与国际私法》（原载《法制与经济》2007年第9期）中认为：“盖尤斯《法学阶梯》中记载：所有受法律和习惯调整的民族，他们一方面遵守自己的法律；另一方面遵守为人类所共有的法律。事实上，每个民族专用的法律是该民族自己的法律并被称为市民法，换言之，是该城邦自己的法律，而自然理性为全人类确立的并为所有的民族同等地遵守的法律被称为万民法，换言之，是由所有的民族使用的法律。如此，罗马人民部分地由其自己的法律调整，部分地由全人类共有的法律调整。徐国栋教授认为，这一段落表达了盖尤斯对一个民族的法律构成的分析：一部分是普通法，即与其他城邦共有的法律；其余部分是特殊的法，即本邦独有的市民法，后者的范围狭小。根据黄风《法学阶梯》中译本的拉丁文编排者意大利学者恩佐.那尔第的研究，市民法只包括宗亲关系、家父权、夫权和对妇女的监护、20岁以上的人可以把自己出卖为奴、人格变更、被共有之奴隶由共有人之一解放时其他共有人的增加权、市民法所有权和万民法所有权的双轨制、要式买卖、拟诉弃权、取得时效、遗嘱的形式、外国人不能接受遗产或遗赠、采用”我允诺“之形式的口头债务、不分遗产的共同体等内容，其他的法律都是万民法。按照盖尤斯在其同书第二卷2、73、75、70、66中的宣告，它们包括地上建筑物添附于土地、在他人土地上播种的小麦添附于土地、因淤积增加的土地归被淤积土地所有人、无主物归先占者的规则等”。如果以耿勇的观点对比分析，盖尤斯还真不能算是萨宾派。可是，反对以上说法的论据更多，赵晓耕老师在《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21页向我们介绍：罗马市民法内容主要是国家行政管理、诉讼程序、财产、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方面的规范，万民法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关于所有权和债权方面的规范，很少涉及婚姻、家庭和继承等内容。谷春德教授在其主编的《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50页也指出，罗马的市民法多为民众大会通过的法律和元老远的决议等规范，包括《十二铜表法》、《米尼奇法》、《巴比和波培法》等等内容，而万民法则与之相对。光从黄风中译本的目录来看，收录的大部分是法案的名称和元老院决议的名称，从这一角度看，盖尤斯也确实注重市民法，以市民法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对于诉讼程序、财产、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方面规范的论述井井有条，不像他在介绍所有权和债权方面的规范那样语无伦次。在方法论上，盖尤斯也是注重进化论精神，反对传统的形式主义，如介绍诉讼法时，先介绍以前的法定诉讼，再介绍后来的程式诉讼；在介绍法定继承时，先介绍十二铜表法的相关规定，然后介绍后来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的完善和补充。因此笔者认为盖尤斯这个“最后的萨宾派”是当之无愧的。

　　（四）关于盖尤斯“人法、物法、诉讼法”体系编制模式，是否是他自己的独创？周论上册第89页指出：“这是他仿照当时的传统做法，而不是他个人的创造”。关于这一点，我不赞同。意大利罗马法教授桑德罗.斯奇巴尼在盖尤斯《法学阶梯》中译本所作的前言第2页中就认为：盖尤斯的以上体系编制模式是他独创的，在此前的其他作品中没有这种体系编排模式。该书的中文译者黄风教授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周枏在书中并没有自己说法的事实根据，徐国栋在《“人身关系”流变考》一文中指出：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对立起源于古罗马的修辞理论和法的分类理论。从修辞的角度言，为了使论述脉络清楚，有必要对方方面面的事物进行分类，最简单的分类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类，因此，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说：“为了理解词并为了写作，没有什么比把词划分为两个种更有用和更令人愉快的练习了：一个种是关于物的，另一个种是关于人的”。 （ Ciceron， De la Invencion， In Nicolas Estevanez edi. Obras Escogidas，Casa Editorial Canier Hermanos， Tomo Primero，Paris，s/a，p.228.）很遗憾西塞罗对世界的这两个基本要素作了物文主义的排列，但他提供的这种认识框架确实影响了法学家对论述材料的整理，公元2世纪的法学家盖尤斯就把所有的实体法简单地划分为人法和物法。可是盖尤斯为什么要将诉讼法与人法和物法并立，实在找不到先例。因此我认为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周枏的说法不可信，也不符合现今通说。

　　（五）盖尤斯是否首开比较法学之端，第一个将罗马法与其它民族的法律作了具体比较。笔者认为，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一书中，确实是将罗马法与其它民族的法律作了具体比较。比如说前面所介绍的加拉西亚人（古代土耳其安卡拉居民）对家长对子女的家父权以及希腊人对口头契约的贡献，都对罗马法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盖尤斯并非比较法学的开创者。按照.《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的说法，孟德斯鸠才是比较法学的开创者，证据是他的《论法的精神》。就算这种说法不成立，那么在盖尤斯之前，古希腊学者柏拉图在《法律篇》中，以三个对话者的口吻对斯巴达、克里特、雅典、美西尼、亚哥斯等城邦和波斯的法律进行过比较研究，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雅典政制》中更是对158个城邦的宪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因此，有关“盖尤斯首开比较法学之端”的说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