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再回到何为“秘密”的问题上来。在网上，人们已经翻腾过几百遍几千遍了，从刑法上没有找到关于“秘密”或“秘密窃取”的具体的文字的规定。可见，当时制定刑法以及后来最高法院在作司法解释时是把“秘密”作为一个普通的名词，作为前提条件，作为与大众相同理解的词汇，不是作为有特殊含义的法律有专门规定的词汇。

　　这时，只要把握住人们通常怎样理解“秘密”，秘密就是怎样的含义。就是说，老百姓通常怎样理解“秘密”，就应当在许霆案中怎样理解“秘密”的含义。

　　老百姓对“秘密”或“秘密窃取”的认识，最令人信服的观点只能到辞典中去找，例如《中华大辞典》或者《现代汉语辞典》。对于“秘密”，辞典的一般解释是，秘密，有所隐蔽，不为人知，隐蔽不为人知的事情或事物。

　　试问，许霆用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在银行的监控录像下，输入自己的密码，进入自己的帐户，能够不为人知吗？事实上，他的行为能够为人们所知，而他本人也知道银行肯定会找到他，还一直忐忑不安地等银行来找他，怎么能说这种行为是“秘密”的呢？许霆在取钱的时候身份证和银行卡使其身份公开了，摄像设备使其体貌特征也公开了，其行为还是秘密的吗？显然教授还是存在逻辑矛盾。

　　教授认为，许霆“身份的公开并不能否定其行为的秘密性”，为什么，教授没有说明。

　　我们来试着求这个解。

　　依教授的观点，许霆身份是公开的，行为是秘密的。我们要问，既然许霆身份是的公开的，通过银行卡和录像人们都知道是许霆而不是别的人在取钱，他的行为怎么是秘密的？难道许霆是杀人越货后在墙上留名的江洋大盗？

　　教授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使银行当时知道，但许霆自己认为银行不知道，就已经足够”给他定罪了。这就是网上认为许霆犯盗窃罪的人们所流行的观点：如果一个人掩住自己的耳朵去盗窃别人的铃铛，那也是构成盗窃罪。

　　话说到这里，就更有意思了。显然教授也觉得自己的观点很难成立，最后也使出了其它一些人的办法，用古代寓言“掩耳盗铃”来作支持。

　　对此，我写过一篇《古代寓言可以用来论证许霆的判决书？——再谈许霆判决书的逻辑》[17]的文章进行分析。

　　掩住耳朵的人以为主人不知道，去偷人家的门铃，结果还是被人发现了，能说这个小偷不是偷吗？许霆以为银行不知道，就去恶意取款，最终还是被抓到了，能说许霆不是“秘密窃取”吗？判决书说：“许霆系利用自动柜员机系统异常之机，自以为银行工作人员不会及时发现，非法获取银行资金”，就是这样的推理模式。

　　这种推理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刑事法律规定不得类推，判决书却用古代寓言来推断现代刑事案件，这是不妥的。其实，这个寓言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偷东西的人并不在于他是不是掩了耳朵。去偷门铃，无论他是掩了耳朵，还是不掩耳朵，自认为主人知道，还是自认为主人不知道，当时被逮到，还是当时未被逮到，他都是偷，决不是拿。他即使想学孔乙已狡辩说偷不是窃，也无济于事。许霆是用公开身份进入自己的帐户，依教授的说法许霆是相当于与银行柜台的营业员反复交易，所以他的行为与掩耳盗铃有本质区别，这个类推是不成立的。

　　再说，依据教授的观点，如果有两个“许霆”在相同的情况下从银行拿了钱，其中一个文化高，一个文化低，文化高的知道银行最终能够找到他，文化低的不知道。两个人进行了同样的行为，能说文化高的是盗窃，文化低的不是吗？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秘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行为人自认为秘密，还是大众公认为秘密。

　　“秘密”若是行为者主观的，就可以给许霆定盗窃罪，许霆有时认为银行知道他在取钱，有时认为银行不知道他在取钱。若是客观的，就要依社会大众对“秘密”的共同理解，此时就不能给许霆定罪，除非刑法对此类现象有了新的规定，或人大常委会对此有了新的立法解释。

　　也许有人会问，合法地进入自己的帐户取钱取出别人的钱，难道这不是“偷”吗？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合法地进入自己的帐户取出别人的钱，虽说不合法，没有合法的占有的依据，但也不是刑法上所规定的“盗窃罪”！

　　量刑的轻与重：是以其主观恶性和客观行为为前提，还是依据法律规定的罪与非罪为前提？

　　许霆案件，罪与非罪的问题尚未解决，再谈量刑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讲到许霆案件量刑问题，教授仍是先回到性的确定上。即先定性，再量刑。比起许多人没有弄清楚罪与非罪就直接谈量刑的文章来说，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