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本刑法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通俗化、平易化，规范用语减少，普通用语增多。这种做法是否完全合理，也值得关注。
法律由文字表述。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实行成文法主义，因为文字不仅可以表述理念，还可以固定下来并使之反复斟酌，广为传播。作为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之一的明确性，要求刑法尽可能使用普通用语。因为普通用语源于生活，比规范用语更为直观、更为具体，因而容易被人理解；普通用语被人们长期使用，在特定的语境下较少出现含糊不清的现象；人们在阅读一部作品时，总是首先根据用语的普通意义进行理解。刑法不仅是裁判规范，也是行为规范；刑法不仅要让法官知道什么是犯罪，而且也应让一般人知道什么是犯罪。Maria Theresia在匈牙利规定，必须给立法机关一个“愚笨的人”，如果这个人没有办法理解法律草案，那么，就必须重新改写该草案。{10}(P120)这样的要求确实过分。但是，如果一部刑法不能被一般人理解，一般人便不能按照刑法规范评价行为和做出意思决定，刑法的规制机能就丧失殆尽。作为行为规范，刑法是针对一般人的、普遍反复适用的法律规范；要使一般人理解刑法，就应尽可能使用一般人使用的用语。
然而，要让一部刑法的内容完全由普通用语表述，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一，刑法及其条文具有特定目的，所规制的对象具有特定范围，换言之，每个条文都具有特定的规范意义。当普通用语与刑法所要表达的规范意义没有距离时，毫无疑问应当选择普通用语。但是，当普通用语与刑法所要表达的规范意义存在距离时，立法者不得不使用规范用语。例如，“白粉”、“鸦片烟”与刑法对毒品犯罪的规制对象不一致，所以，刑法必须使用“毒品”概念。“黄色书籍”、“三级片”等用语，与刑法对淫秽物品的规制范围不一致，所以，刑法要使用“淫秽物品”一词，而不使用普通用语。第二，刑法具有简短价值，不能过于冗长。在使用普通用语可能导致冗长表述时，立法者会使用规范用语。如果像日本修改刑法那样，将“赃物”改为“盗窃的物品(盗品)及其他相当财产犯罪行为所领得之物”，就会使刑法条文过于冗长。第三，分则条文是对犯罪类型的描述，如果过分使用普通用语，则会导致刑法条文含义的封闭，难以使刑法适应复杂化的社会生活。第四，刑法也是裁判规范，刑法用语不仅要传递信息，还必须具有操作的功能。在使用普通用语不便于裁判者操作的场合，不得不使用规范用语。第五，刑法是普遍适用的规范，而不是仅适用于个案的命令。“形式、抽象性、一般性、以及概念性是对于法律的形成不可缺少的，否则将没有所谓的等同对待，也将没有正义存在。”{10}(P122)
总之，要通过使用普通用语，使一部刑法令所有国民心领神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刑法不得不既使用普通用语，又使用规范用语或专业用语。但是，为了避免规范用语难以被国民理解的缺陷，应尽可能通过解释性规定使规范用语具有明确性。
(六)长期以来，日本对刑法典采取的是直接对条文进行修改或者增删的方式，而没有颁布新的刑法典。于是，出现了第××章之二、第××条之二、之三的表述方式。例如，需要在第163条之后增加一条，便将增加的条文称为第163条之二。我国对刑法典的修改也采取这种方式。在本文看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不宜制定新的刑法典，而应采用现在的修改方式。即使今后时机成熟时全面修改刑法典，也宜以现在的刑法典为基础，使条文序号与对应的内容永远不变。例如，无论如何修改，第232条永远是对故意杀人罪的规定、第263条永远规定的是抢劫罪，如此等等。这种修改方式的好处，一是使刑法比较稳定；二是使法官、检察、学者与一般国民熟悉条文内容，不至于因为刑法的修改导致人们难以寻找条文；三是有利于刑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避免浪费学术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