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只要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就应当尽可能地对刑法进行合理解释，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只有当解释方法(如类推解释)与结论(国民不能预测)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时，才宜通过增加刑法条文增设新的犯罪类型。总体来说，我国法官、检察官的解释能力还比较低，如果要求从解释的时代转向立法的时代，必然导致刑法条文的急剧增加，反过来加担解释的负担。而且，刑法条文的增加，并不能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刑法适用能力；依靠刑法条文的增加弥补法官、检察官的缺陷，必然得不偿失；希望制定出一部不需要解释的刑法典，只是幻想而已。所以，我们固然没有必要使刑法长期稳定不变，但不能贬低解释的作用与意义。
(三)日本刑法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特色：处罚的早期化与报应的重罚化并存。{5}(P5)重罚化虽然可能满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报应感情，但能否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效果，还值得关注。换言之，处罚的早期化、重罚化并不等于处罚的有效性、合理性。
日本刑法近年来的处罚早期化，显然是为了保护法益。但是，处罚的早期化的有效性是值得关注的。我国刑法也存在一些处罚早期化的条款，但由于各种原因，其有效性并不理想。如何使刑事立法具有效率，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我国刑法总则原则上处罚预备犯的规定，虽然一直以来受到不少学者的批判，在以往也确实显露出其不合理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化，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越来越必要，这一规定精神也越来越显示出其合理性一面。但是，如何利用总则关于预备犯的规定保护重大法益，同时防止对国民自由的侵犯，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再如，我国刑法第280条规定了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与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其目的在于禁止人们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与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从而保护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居民身份证的公共信用以及证明过程的纯洁性。在此意义上说，将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与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规定为犯罪并科处刑罚，也是一种处罚的早期化。但是，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以及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行为，因为没有被规定为犯罪而极为普遍，反过来又催生了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而伪造、变造行为由于隐蔽性很强，即使“办证”的小广告铺天盖地，贴满天桥、电线杆、围墙与地面，司法机关也难以查获，因而越来越严重。如果将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与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由于使用行为容易被发现，人们不敢、不会轻易使用，这不仅保护了法益，而且必然减少伪造、变造行为。所以，我国立法机关应当注重刑事立法的有效性。
日本刑法近年来的重罚化，是相对于日本原来的刑事立法与司法状况而言。总体来说，日本刑法对相同犯罪所规定的法定刑轻于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不仅如此，即使再严重的犯罪，日本刑事立法都尽量考虑适用缓刑的可能性。例如，2004年日本将强盗致伤罪的法定刑由“无期或者7年以上惩役”改为“无期或者6年以上惩役”，就是为了使缓刑适用成为可能。[7]即使提高了许多犯罪的法定刑(如杀人罪、有组织的杀人罪[8]、伤害致死罪、强奸致死伤罪等)，但法定最低刑都在6年以下(含6年)，也是考虑到适用缓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日本的法官并不轻易在法定刑内选择较重的刑罚。概言之，即使日本实行重罚化，刑罚仍然轻于我国。我国的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较重，司法机关一般在法定刑内选择较重的刑罚；事实表明，这种重刑主义做法，并未有效地遏制犯罪，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日本实行重罚化，也要求实行重罚化；相反，我国仍有实行轻刑化的余地。
(四)日本刑法典的修改状况表明，概括性条款始终保持稳定，具体性条款却被反复修改。由于刑罚尤其是有期徒刑与罚金总是涉及数量，所以，不断修改有期徒刑的期限与罚金数额，是无可厚非的。至于如何选择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罪状)的规定方式，使之既相对稳定，又能适应不断变化且复杂的社会生活事实，则值得探讨。
我国刑法分则对具体犯罪的罪状描述模式，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模式是，非常简洁地表述犯罪特征。如对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诈骗、伪造货币等罪的规定，并不限定其行为方式、方法、手段等，只是规定行为的性质。这种条款往往能够保持稳定，但可能缺乏明确性，有被类推解释的危险，有损刑法的安定性。例如，教唆、帮助他人自杀，是否适用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上存在不同判决，影响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