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法典总则修改的情况来看。关于犯罪成立条件、正当化事由、未遂犯、共同犯罪等规定，从来没有修改过；而总则关于刑法的适用范围、缓刑、假释等规定被反复修改。例如，刑法总则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原本只有6个条文，后来增加了2个条文，第6条之前的条文均被修改过，其中第2条关于对国外犯的适用范围的规定，被修改过3次。因为，随着社会越来越国际化、流动化，国际犯罪越来越普遍，身处本国也可能受到来自国外犯的侵害，所以，需要不断调整本国刑法的适用范围。再如，关于缓刑的条款几乎均被修改过，而且一般被修改过2次。此外，为了实现重罚化，对有关有期惩役、禁锢的期限、罚金与科料的数量的条款进行了全面修改。
从刑法典分则修改的情况来看。二战后，对于犯罪及其构成要件的修改，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删除了有关对皇室的犯罪、通敌犯罪、通奸罪，删除了对尊亲属犯罪加重处罚的规定；二是增设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变化密切相关的现代型犯罪，如增设有关计算机、电磁记录的犯罪(近20个条文)。这是因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导致刑法内容的变化。另一方面，大体而言，对于传统犯罪的构成要件，基本上没有作任何修改。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传统犯罪构成要件的描述都比较简短，涵盖面广，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虽然传统犯罪的构成要件没有变化，但其危害程度会不断发生变化，国民对犯罪的评价也随之变化，而刑罚是应对犯罪的，所以，刑罚与法定刑会不断变化。由于侵犯人身的犯罪呈凶恶化、重大化的趋势，日本刑法主要对侵犯人身的犯罪加重了法定刑，只有个别犯罪(强盗致死伤罪)降低了法定刑。
(四)刑法表述更加通俗化、平易化，规范用语减少、较难的汉字减少，而且新增条款的表述比较具体、详细。
如前所述，日本刑法原本以片假名表述，1995年改为平假名。在日常生活中，日本国民一般使用平假名，由平假名表述刑法，可以使国民亲近刑法，从而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1995年的刑法典修改，也减少了规范用语与较难的汉字。例如，将汉字“妇女”改为“女子”，将“欺罔”改为“欺く”，将“赃物”改为“盗窃的物品(盗品)及其他相当财产犯罪行为所领得之物”(“盗品等”)；不再使用汉字“猥亵”，而直接使用假名(ゎぃせつ)。这样的修改可能使国民更容易理解刑法条文，也许避免了刑法理论的一些争论。
制定于1907年的日本刑法典，条文原本非常简洁，犯罪类型极具包括性，解释余地较大。但近年来增加的条款，其内容非常具体、详细。例如，2001年新设、2004年被修改的第208条之二第1项规定：“受酒精或者药物的影响，在难以正常驾驶的状态下，驾驶四轮以上的汽车，因而致人伤害的，处15年以下惩役；致人死亡的，处1年以上有期惩役。以难以控制的高速度行驶，或者不具有控制行驶的技能而驾驶四轮以上汽车，因而致人死伤的，亦同。”同条第2项规定：“以妨害人或者车的通行为目的，进入行驶中的汽车的近距离前，明显接近其他通行中的人或车，并且以可能产生交通危险的速度驾驶四轮以上汽车，因而致人死伤的，与前项同。有意无视红色信号或者与之相当的信号，而且以可能产生交通危险的速度驾驶四轮以上汽车，因而致人死伤的，亦同。”这样的详细表述，在二战前的刑法典中是不可能见到的。这种具体、详细的表述，几乎使法条丧失了解释的余地。
三、日本刑法发展的启示
考察日本的刑法发展及其特点，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在日本，刑法典、单行刑法与行政刑法所规定的犯罪难计其数，即使在中国人看来相对轻微的危害行为，也被规定为犯罪；相反，在中国，只有刑法典与少数单行刑法规定犯罪及其法定刑，不存在行政刑法(其他法律中不规定犯罪与法定刑)。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和日本不同，在中国，至少在现阶段，所有的刑罚法规都集中在刑法典之中，而在刑法典之外则几乎看不见，因此，在中国不存在日本所谓的行政刑法。由于刑法典上的条文数量很少，因此，乍看之下，中国刑法中的处罚范围似乎很广，但实际上则不是如此，日本刑法中的处罚范围比中国要广泛得多。所以，在非犯罪化方面，中国远比日本进步，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8}(P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