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日本立法机关又对刑法典作了重大修改。总则部分：将有期惩役与禁锢的期限由1个月以上15年以下，提高为1个月以上20年以下；将死刑、无期惩役与禁锢减为有期惩役与禁锢的期限，由15年提高到30年；将加重有期惩役与禁锢的期限，由20年提高到30年。提高有期惩役与禁锢的期限的主要理由是，从日本1907年制定刑法典到现在，国民的平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如果仍然维持原来的期限，则不符合国民对刑罚的规范意识。而且，原来的期限导致有期惩役、禁锢与无期惩役、禁锢的差异过大。{4}(P34)分则部分：提高了强制猥亵罪、准强制猥亵罪、强奸罪、准强奸罪、强奸致死伤罪、杀人罪、伤害罪、伤害致死罪、危险驾驶致伤罪的法定刑[4]；降低了强盗致伤罪的法定刑[5]；增设了集团强奸罪、集团准强奸罪：二人以上在现场共同犯强奸罪或准强奸罪的，处4年以上有期惩役；犯集团强奸罪、准强奸罪或者其未遂犯，因而致女子死伤的，处无期或者6年以上惩役。
除刑法典之外，日本立法机关近年来还制定了许多单行刑法，如《关于防止暴力团员的不当行为的法律》(1991年)、《关于防止沙林等造成人身伤害的法律》(1995年)、《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1997年)、《处罚有关儿童卖淫、儿童色情等行为及保护儿童的法律》(1999年)、《关于规制实施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的团体的法律》(1999年)、《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处罚及犯罪收益规制等的法律》(1999年)、《关于防止儿童虐待等法律》(2000年)、《关于规制基因克隆技术的法律》(2000年)、《关于禁止不正当存取信息行为的法律》(2000年)、《关于规制纠缠行为等的法律》(2000年)、《关于防止配偶的暴力及保护被害人的法律》(2001年)、《关于处罚为了对公众等胁迫目的的犯罪行为提供资金等的法律》(2002年)、《关于对心神丧失等状态下实施他害行为的人进行医疗及观察等的法律》(2003年)。与此同时，立法机关对原来制定甚至新制定的单行刑法也进行了必要修改。例如，1991年制定的《关于防止暴力团员的不当行为的法律》，截至2004年共修改了17次，其中，1993年、1997年、1998年各修改了2次、1999年修改了3次、2000年与2001年各修改了1次、2002年、2003年、2004年各修改了2次。
此外，日本近几年来新制定的行政刑法(附属刑法)也增设了大量行政犯罪，同时也修改了原有的行政刑法。例如，2004年重新制定的《不动产登记法》就规定了泄露秘密罪、提供虚伪的登记名义人确定情报罪、不正当取得登记识别情报罪、妨害检查罪等罪名与法定刑。再如，2004年修改了《商品交易所法》中有关行政刑法的规定。可以肯定，日本立法机关还将频繁修改刑法典、单行刑法与行政刑法。近期可能就高科技犯罪、侵犯人身自由的犯罪等修改刑法典。
二、日本刑法发展的特点
(一)日本已从刑事立法的稳定化转向了刑事立法的活性化，立法机关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沉默，而是频繁地修改刑法典、单行刑法与行政刑法。根据日本学者的观点，刑事立法活性化的社会背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刑事立法的活性化倾向，是表明日本社会转变为比以往更加不得不依赖刑罚的社会的一个标志。因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考与行为样态的浸透，导致异质价值观的得到广泛允许，造成非正式的社会统制力减弱、行为的规制迟缓，其结局必然不可避免地产生通过刑罚的补充完善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倾向。另一方面，刑事立法活性化现象，表明以往较弱的“市民的安全或保护的要求”，现在通过媒体更直接、更强烈、更及时地反映至立法机关；国家对市民的刑法保护，成为一项公共服务内容。
第二，刑事立法的活性化，是当今社会市民不安的表现。凶恶犯罪、重大犯罪不断增加，国民的体感治安恶化，必然要求修改刑法，提高法定刑。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科学化、高度技术化，对于个人而言，社会不可能进行主体性的控制。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脆弱的技术手段，与此同时，个人行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也飞跃性地增大，人们不知瞬间会发生何种灾难。由此产生了刑法处罚的早期化、宽泛化，所以，需要及时修改刑法增设新的犯罪类型。
第三，刑事立法的活性化，与当今社会在其内部产生了不共有根本价值观的社会成员有关。即当今社会存在许多根本价值观不同于一般市民的犯罪组织、邪教团体、政治集团；为了保护社会市民的生活利益，必须尽早对这些组织的活动进行刑事规制。所以，日本近几年来刑事立法的主题之一，是基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存在及其活动而进行的犯罪化与重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