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约公元前332-公元642年，古埃及进入希腊-罗马时期（Graeco-Roman Period） ，社会经济和经济制度有所发展。公元前332年，马斯顿国王亚历山大占领埃及，埃及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结束了近3000年的“法老埃及”统治时代。公元前30年后，埃及又沦为罗马人的领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埃及归属于东罗马帝国。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占领埃及，埃及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亚历山大及其追随者们对埃及采取怀柔政策，在推行希腊文化的同时，也尊重和接受东方原有的社会机制。托勒密王朝（Era of the Ptole2mies，公元前305年-前30年）统治下的埃及，标志着埃及进入了“希腊化时代”（The Hellenistic Age） 。东西方古老民族之间的这一文明大冲撞，并非是单纯的希腊文化强加于埃及文化，埃及并未完全“希腊化”，在一定程度上希腊文化也为埃及文化所同化。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强调埃及人的“巨大业绩”，就形象地说明了埃及文化在希腊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古埃及文明的商业经济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相反地这一“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在法老时代的基础上加上希腊人的管理，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新的社会经济管理体系和社会经济生活，传统的埃及商业规范不仅得以保留下来，而且还有所发展，并在此后的古希腊罗马的商业规范中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对此后的地中海文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诚然，国家的垄断和专营是这一时代埃及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25]，但私营企业也开始发挥作用，希腊的商业精神在埃及得到迅速的传播，商品货币关系更加的丰富，埃及的城市商业经济依旧十分地活跃。埃及在希腊罗马世界中享有“谷仓”的美誉，谷物是主要的出口货物。在此基础上，铁器在埃及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手工业相当发达，包括金属加工、制革、制陶、酿酒、纺织等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玻璃器皿制造，名闻天下。作为古代世界唯一的纸草供应国，埃及向外出口大量的纸草。同时，一些埃及缺少的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埃及，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国内外商业贸易十分活跃。譬如，国家银行设在亚历山大城，各诺姆设有诺姆银行，村有村行。与处理国家同时也处理个人事务的国家银行并行的，似乎还有私人银行。诺姆银行和村行除了收进货币税和货币交换外，它们还充任国家银行的支行的角色，收货币税，支付国库账目，在商业往来中颇有作为。
希腊-罗马时期，对西方产生影响的埃及商业习惯法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
1. 不动产交易
有关土地的交易甚是发达[26]。这种交易大致出现在公元67年左右，在当时大城市的官方档案中保留着各种形式的土地交易文件，说明古埃及就不动产的交易必须在行政部门登记注册以备案，才得以生效。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保障土地及其他不动产所有人的权利。记录私人所有权的这类交易文契也在逐渐增加，表明商业交易规模在私人领域日益地扩大和深入。
与此同时， 在土地交易中出现了抵押契据（mortgage） ，抵押关系也日渐成熟。在当时，不动产交易的要约包括抵押在内，应先由不动产转让人在行政部门申报之后，方可发出这一订立合同的要约。这一要约既包含有一个要求，也包括行政部门有可能对当事人提出的某种行为要求，倘若不遵行这一要求，不动产交易行为就无法进行，其合法性就无从谈起。需要指出的是，在托勒密王朝时期，这种交易不仅仅发生在埃及人之间，外邦人亦可介入这类土地等不动产的交易中，外邦人同样享有以誓言的方式主张其权利或放弃其权利的完全所有权。
此时，托勒密王朝的法律已就“占有权”（possession）与“所有权”（ownership）做出了不同的术语表述，两种权利的行使是有所差别的，在其权利流转上法律有着各自的要求与限制[27]。在罗马人管辖的埃及地区，这一区别更为明显，这自然影响到有关租赁等商业行为的发生。
不同所有权类别的土地，租赁的规则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情况下，土地大多为神庙的土地，由祭司向同教派的教友们出租这些土地，而这些教友们往往转手再租借给别的承租人，因此这类土地一般有着一个相当长的租借期，甚至是永久或终生租赁。承租人除了必须承担固定的永久租金之外，还需要另行支付一笔价金，方可获得最原始、最完整的占有权。而少数私人的土地，其租期一般不太长。另外，王室土地一般租借给各王室成员，其租期是不甚确定的。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王室土地的所有人是在时时变动之中的，这些土地未必真正地进入流转领域。自然地，有关这类土地的租种为期也是比较短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