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介入，会否损伤当事人的私权自治原则？
私权自治是民事纠纷处置过程中应当恪守的一项基本原则，集中具体表现为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主义或处分原则。根据此项原则，当事人既可以充分地处分实体性权利，又可以充分地处分程序性权利，由此也导出了一个高度抽象的现代诉讼范畴，这就是程序自治原则。应当充分地体现此项原则，而且还要扩大此项原则的应有内涵，因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向来是缺乏这种原则和精神的，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可以说就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和精神而展开的。因此，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介入，应当以不损害此项原则为要义和本旨。提示一下检察机关的此项诉讼关照义务，以此强化监督谦抑的原则和精神，还是有必要的，有助于防止检察监督的越权滥权。然而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介入，并不必然会影响私权自治原则。因为，就像法院要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一样，检察院也没有道理不尊重当事人视为神圣的处分权，这一点尤其在现代民事诉讼中更加显然。因此，担心检察院如同过去那样，像君主的眼睛一般，去监视当事人行使处分权，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当然，处分原则在各国都不是绝对的，在我国就更是如此，所谓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处分权，就是对它施加必要的限制。当事人违背处分原则所受到的限制，而实施处分行为，当然会受到公权力的干预，这种干预自然也包含检察院在内。但检察院的干预并非是直接的，相反它是间接的，也就是说，它倘若要实施监督，也只能向法院提出监督的意见，由法院出面进行干预；法院该干预不干预，检察院就以法院的不作为作为监督的内容，向法院提出监督的检察建议，也有可能在事后提出抗诉。这种现象的发生，自然不能说检察监督干预了私权自治原则；恰恰相反，这种对处分权适当加以限制的做法，恰好是对私权自治这个神圣原则的捍卫。此外，检察监督还肩负着监督当事人恰当行使诉讼权利的职责；倘若当事人有滥用诉权或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发生，为了保持诉讼的平衡以及良好的和谐的诉讼秩序，检察院当然也会提出监督意见。这种监督，与干预私权完全挂不上钩，这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也是检察监督的公益性表现。
三、诉中监督的理论依据
诉中监督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还处在初步尝试阶段，理论上还远未成熟。但是这个提法却早已有之，可以说，诉中监督这种说法的历史是与检察监督的历史同样悠长的，可见，人们早就注意到诉中监督这个尚停留在人们想象中的司法现象了。应该说，目前，是到揭开检察机关诉中监督这个庐山真面目的时候了，为什么呢？因为司法实践提出了强烈的需求，这种需求主要体现在这样几点上：
（1）诉中监督是全面落实检察监督这个宪法原则和诉讼原则的需要。检察机关是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三大诉讼法（民事、行政、刑事）也都将检察监督确立为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尽管三大诉讼法对此项原则的措辞不尽相同，比如，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检察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实施监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则是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相同，但它们的基本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检察院有权对诉讼审判活动的过程实施监督，而不仅仅是对审判的结果实施监督。目前有了对审判结果实施监督的制度，这就是对生效裁判的抗诉再审制度，但是，对诉中监督却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于是，在实践中，此项制度要么尚处在襁褓之中，未能真正问世；要么就处在小心翼翼的试点之中，极不规范，监督的权威性远未发挥出来。这样一种立法状况以及司法状态，对检察监督原则的制度价值的发挥是极不利的，检察监督这项宪法性的基本原则在内容上被压缩为抗诉再审，这显然是立法资源的闲置或浪费，应予改变。改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细化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使各种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体系或系统，而克服其中的盲点，从而使检察监督原则摆脱抽象的原则性倡导局面，而不断地制度化、实效化，由此彰显检察监督原则的制度性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