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鼓励金融创新而采取放松监管的政策，甚至允许信贷能力低的人以“零首付”进入房地产市场，再通过资产证券化或债权证券化进入证券市场，经过几次衍生，在资金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形成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链上每一个人都可以不负责任，而只赚取服务费，拥有不被问责的支配权，所有风险都由最终投资者承担，这样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日积月累。发放次级贷款及相应的衍生产品的房地产金融机构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银行信贷机构，而是集银行、证券于一身的综合性金融机构，财政部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储蓄性金融机构监管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及各州银行局对其银行类业务均有监管权，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如次级按揭贷款债券的发行这样的金融衍生品业务有监管权，在多头监管机构并存的情况下金融监管权限和范围的交叉重叠，时而导致重复监管，时有导致监管真空，在监管冲突难以协调的情况下，使金融系统的风险积累日益严重。

　　再次，美元霸权[7]颠覆了传统世界，危机的全球蔓延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深层矛盾密切相关。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货币发行权是国家主权的基本体现，货币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是国家独立和民族统一的重要表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一方面使美元与黄金挂钩，所有国家都可以用所持有的美元向美国直接兑换黄金；另一方面，使所有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稳定汇率。该体系使美元一举成为最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履行对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的美元兑换黄金义务，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下，西方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这为日后的金融自由化、金融投机、美元泡沫打开了闸门。从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解除了各种管制，美国金融市场掀起了一场金融投机浪潮，华尔街处处都在从事“垃圾债券”和“杠杆买空”活动。金融衍生合同基本上成为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复杂的赌博工具，其数量和规模也以一种无法想象的方式迅猛扩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衍生交易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数不胜数。[8] 我们看到，美元的霸权地位在金融国际化中不断得到巩固，借助于美元霸权，美国步入金融资本主义，而其贸易伙伴落入工业资本主义。[9] 只有美国显示出自由创建和重组全球性的国际机构的意愿，以适应其金融需求，因为从超级债权人地位变为超级债务人地位使这些需求已经改变。而欧洲和亚洲国家似乎缺少某种为其经济演进而进行制度规划的基因，就像一个跳舞的人跟随着舞伴的领舞一样，简直如同美国的镜像。[10] 美元霸权下的世界贸易是一种这样的游戏：美国发行纸币，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11]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这一深层矛盾带来国际金融秩序的一系列问题：首先，金融强国对金融资源的收益权具有垄断性，削弱了金融弱国对金融资源的占有和使用，形成了国际金融资本的不公平分配机制。国际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的配置方式不是人为的，也不是制度所能决定的，资源的优化配置取决于市场，取决于经济发展规律，而金融实力强的国家自然占有优势。美国目前有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但其资本和金融账户却始终保持盈余。换言之，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经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回流得到平衡。而在这种循环中，美国不仅以低价格享受到各国消费品，而且通过吸收其他国家的过剩资本获得了不菲的资本收益。其次，由美欧等金融大国操纵的国际金融组织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缺乏对国际金融规则和决策的知情权、话语权以及规则制定权。再次，各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法律责任没有一致的归责标准和救济机制，从而形成以金融实力强弱决定权利义务配置的态势。最后，美元霸权既加速了美国在全球范围的财富积累，同时也输出了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形成了财富掠夺和风险转嫁的双重结果。这是国际金融秩序不公正的重要标志，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多元货币的制约和互补，美元霸权直接威胁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安全。总之，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广泛讨论。一些国家的央行也开始重新评估通货膨胀目标制[12]的货币政策框架。这些讨论对于有效促进经济全球化下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