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完全市场化的金融交易超出了美国实体经济的承载力，美国金融调控政策缺乏有效指导。

　　美国的金融政策鼓励建立市场主导型直接融资体系。在美国，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的交易比重远大于信贷市场交易比重，这种直接融资活动的发达，对金融当局宏观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市场导向的直接融资体系在自由程度、自发倾向、运行惯性、风险发散等方面更难以操作，金融当局如何辩别形势、如何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如何确定调节力度、如何把握调节时机等，即成为一种市场化的艺术。能否掌握这一艺术，直接决定着金融市场的效率与安全。金融法治化强调，必须妥善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合理运用金融调控政策。美国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没有限制，相反其鼓励多次衍生，对于衍生产品的管理不够及时和适当，而且在证券化过程中，本应将部分风险保留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而不是通过证券化将所有金融风险全部转移出去，但美国的政策选择却使衍生产品的证券化没有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由此造成了潜在的政策风险。

　　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不同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一方面，它只用利率这样的价格型工具作为主要调节手段，进而作用于微观金融基础；另一方面，它基本不对银行的信贷扩张进行干预。而在银行主导型的国家，如日本，其对大银行的信贷管理要严格得多。美国这种金融调控手段无疑扩大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在美国，货币政策制定权和执行权都在美联储，美联储主要采用利率手段这一市场性杠杆进行调控，行政控制和干预很少，这样，国家的经济调控就等于市场的自发调整，使货币政策基本完全地市场化了。从价值取向上看，美国金融宏观政策注重效率大于注重安全。格林斯潘时代进行的几次金融法改革，特别是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都是金融业追求创新和讲求效率的见证。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科技型企业高速扩张，其背后就是美国活跃成熟的风险投资和高效率配置资源的金融市场，为此，美国政府和立法部门从法律上实现了金融行业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并陆续出台了一些对科技创新型企业投资扶持的举措。金融政策和立法的变化促使美国金融体系在资本运行和资源配置上更富有效率和针对性。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放松的金融监管政策，为经济运行周期和规律的改变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其次，住房次级抵押贷款引发金融危机并非偶然，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后，美国建立了一套允许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可以联合经营、审慎监管的金融体系，解除了银行进入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所有限制，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建立金融控股公司从事各类金融业务。混业经营模式的确立，加强了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力。但该法仍坚持金融控股公司不能从事金融业以外的业务，保留了原来体制下的监管机构，明确各监管机构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按职责划分，从而形成沿用至今的“双层多头监管体制”。[5]美国金融监管结构无疑是复杂的，就连一些国际组织，例如欧盟和巴塞尔银行委员会，对此也有所抱怨。但是，复杂性并不是人们对美国金融监管结构的主要批评之处，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这种复杂的监管结构下所隐藏的其他严重问题与缺陷。具体而言是：1、监管重叠。同时接受多家监管机构的监管是美国金融机构的常态。美国审计总署模拟了一种极端情况即一家经营所有金融业务的“全能金融控股公司”，结果发现，有权对这家控股公司进行直接监管的机构就有9家。实际上，根据该署对花旗、摩根大通的调查，对这两家集团有监管权的机构远远超过这一数字。2、监管冲突。一个最广泛引用、也最受人指责的是美国证监会与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之间绵绵不休的争斗。3、监管疏漏。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突然濒临破产，如此大规模、如此广泛参与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金融机构，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宣称对它实施过监管，人们对此深感迷惑。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只是那些未受监管的上千家对冲基金中的一家。4、监管恶性竞争。为了能够获取更大的监管权力、得到更多的监管资源，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竞争。监管竞争本身是中性的，“择优竞争”（Race to Top）可以鼓励更多的创新和更加守法的金融机构的出现。但是，监管竞争也可能是“择劣竞争”（Race to Bottom）。在后一种情况下，竞争的结果可能具有严重的负面效应。5、监管信息交流不畅，监管合作困难。各州政府往往以保护辖区内金融机构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向其他州开放监管信息。各州在金融机构的新设标准、最低资本要求、现场检查程序、破产处置程序等方面也各有一套标准。尽管美国国会与联邦政府做了很多工作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但没有取得多大的实际效果。6、高昂的监管成本。美国金融监管的高成本不能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规模差异性得到解释，美国庞大而重复的监管结构应对此负主要责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