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实现刑法价值。
现实地看待一个制度，只要它对基本法的价值不存在重大的损害，或者说，相比较而言，它能较好地保障刑法价值的实现，即使其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也是有着生存必要的。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恰在于此。
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判断角度看，刑事和解制度并不纵容在案件事实认定上的“和稀泥”，而是“以案件事实已经查明为前提”。[9]这里的案件事实已经查明，应该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刑事案件的一般证明要求，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也正是案件的事实认定部分没有问题，作为被侵害的受害人一方，才有可能接受与加害方进行的“和解”。更何况刑事和解的开展，并非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下行为”，而是由多方人士共同参与，尤其是司法机关积极参与的“共同活动”，所以，完全可以避免无原则私了现象的产生，从而避免对刑法价值的损害。
从对被告人的定罪看，刑事和解既然以案件事实已经查明为前提，案件事实决定犯罪性质，查明了案件事实，也就基本上决定了犯罪的性质和罪名，而犯罪性质的确定，就为解决犯罪人所应受到的刑罚惩罚的轻重奠定了基础，从而也就相应地决定了对该案件可否进行刑事和解。因此，所谓和解，并不是、也不能就犯罪人所犯罪行的性质部分进行讨价还价，而仅仅是对量刑及民事赔偿部分进行的协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和解制度基本不会对刑法价值的实现构成威胁。
从对被告人的量刑看，刑事和解制度主张对被告人判处轻刑，这是基于被告人已经就被害人的经济补偿和精神安慰达成协议，并已履行了经济补偿的一种慎重、合理的选择。之所以这样评价，是因为其符合现代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现代刑事政策基于对犯罪产生原因复杂性的认识、对监禁刑的缺陷和罪犯改造艰巨性的考察，采取了两极化的政策，即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能够进行和解的刑事案件，都是罪行轻微的案件，对犯轻罪的犯罪人适用更轻的刑罚，采取非监禁刑或者行刑社会化，有助于加速犯罪人复归社会的进程。当然，轻其轻者，似乎违反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和刑法平等的原则，但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平等原则的贯彻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的价值，与刑罚的目的是一致的。量刑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基本手段，其侧重刑罚的特殊预防，即防止犯罪人再犯，消弭其社会危险性。而通过刑事和解、对犯罪人判处轻刑恰恰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较之对犯罪人机械地、高成本地通过监禁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做法，更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