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者与被（决定）影响者之间矛盾主要通过知情后是否同意这种制度安排来处理。迄今为止“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主要被认为是防范医疗风险的对策，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知情同意权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具体表现为信息公开和问责以及公听会、论证会等各种参与式决策。这意味着第三者（专家、权威机构）判断的相对化、通过强制性的自由选择来推行某种自我负责的体制。它显然是一种分散风险的技术或机制设计，把损害发生时的责任从决定者转移到决定的被影响者、从特定的个人转移到不特定的个人的集合体（社会），并让一定范围内的每个人都承担部分责任。
但是，不得不指出，基于这种同意而作出的公共选择本身依然充满着风险。显而易见，风险社会的出现的确对现代法治秩序提出了咄咄逼人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认识制度化的理论、管理系统的内部构成、公共选择的实践意义和影响以及在规范与事实之间运作的反省机制。正是在上述状况下，法社会学也就获得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作者简介】
季卫东，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凯原讲席教授”。1957年出生于南昌市。1983年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后留学日本，获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就任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6年升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亚洲
宪法、审判制度、法律职业。
【注释】
相关的议论，参阅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原著1986年出版；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概念1996年提出；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等（编著）《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赵延东、马缨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U. Beck, A. Giddens and S.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国内的主要研究文献可以举出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见赫马·克汝普“风险与危险之间的熊彼特动态”（大桥宪广译），土方透、阿明·纳塞希（编著）《风险——控制的悖论》（东京：新泉社，2002年）128页以下。
关于例外和决断主义的关系，George Schwab, The Challenge of the Excep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al Ideas of Carl Schmitt Between 1921 and 1936 (2nd ed.,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里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季卫东“施密特宪法学说的睿智与偏见”《二十一世纪》总第94期（2006年）亦可印证。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Niklas Luhmann,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trans. by Rhodes Barrett,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3).参阅小松丈晃《风险论的卢曼》（东京：劲草书房，2003年）。
这是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的最基本主张。与风险密切相关的是信任以及有关规范的复杂性缩减机制。详见尼克拉斯·卢曼《信赖——社会复杂性缩减机制》（原著初版1968发行，大庭健、正村俊之译，东京：劲草书房，1990年）。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年）。
David Lyon, 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