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刑事和解的现实利益基础
从近期有关刑事和解的各种著述来看，人们似乎更愿意从各种理论的角度论证这一制度的正当性。特别是源自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理论，更是被司法界和法学界奉为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16]一些来自检察机关的人士则更是将刑事和解直接称为“恢复性司法”。[17]然而，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刑事和解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家们倡导下的产物，而是各地公检法机关进行制度探索的结果。这种探索与其说是在某种理念指引下所作的改革努力，倒不如说是建立在一种利益兼得基础上的制度调整。这种制度调整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现行刑事司法制度对于各方利益的实现形成了“瓶颈效应”，以至于非通过改革就不足以走出困境。无论我们事后对这项改革试验进行怎样的理论论证，都无法否认各地司法机关进行这种制度改革的利益基础。而正是这种对各方利益的最大满足，才使得这一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一点上，源自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早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制度成长的样本。[18]
从一种制度发生的原理来看，刑事和解制度要得到正常运转，就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作为冲突双方的加害人和被害人有达成和解协议的意愿，换言之，和解能够使他们都减少利益的损失，并获得相应的收益，这种利益的契合才是他们从对立走向合作的基础；二是作为刑事司法主导者的公检法机关，有足够的动力去寻找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对那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嫌疑人、被告人，不再寻求严格的刑事处理方式，甚至放弃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刑事和解制度要避免成为一种在正当性上出问题的“潜规则”，就必须在运作中不过分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从加害方一被害方利益的契合、司法机关的收益以及社会和谐的达成这三个角度，分析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原因。
（一）加害方一被害方利益的契合
按照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就往往面临着被定罪判刑的结果。即便被告人没有被判处自由刑或者仅仅被判处缓刑，一个定罪的结果也足以使其学籍终止，或者被开除公职、军职，并终生背上“罪犯”的恶名。因此，被告人一旦被法院定罪，就会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失望，对被害人也经常产生怨恨，他们很难再向被害人表达悔过之情和赔礼道歉，在承担民事赔偿方面、经常会百般推脱。司法实践的经验表明，在那些因为民间纠纷而发生的轻伤害案件中，法院对被告人的有罪判决，经常导致被告人与被害人两败俱伤，甚至因此“结为世仇”。[19]
而对于被害人来说，司法机关即便通过成功的起诉，最终将被告人定罪判刑，也至多将其判处较为轻缓的刑罚，如短期自由刑、非自由刑、缓刑等。尤其是对轻伤害案件，法院即便严格适用刑法，也只能将被告人判处3年甚至1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案件一旦进入审判程序，法院只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被告人的经济赔偿问题。按照刑事司法的基本规律，一旦被告人被定罪量刑，被害人要想获得高额的经济赔偿，就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无论是被告人还是其近亲属，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情况下，都会对经济赔偿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一般不再有积极赔偿的动力。正因为如此，法院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成功率往往很低，所作的民事赔偿判决也通常大大低于一般的民事赔偿标准，并且被害人的经济赔偿通常难以实现，以致在连续数年的时间里，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率都为零。[20]这显示出，在传统的刑事诉讼格局下，法院的有罪判决并不足以确保被害人获得有效的经济赔偿。
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使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对冲突双方达成和解的案件，不再追究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或者仅仅以极为轻缓的方式追究其刑事责任。尤其是在嫌疑人、被告人被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的情况下，他们不再担心终生被贴上“罪犯”的标签，也不再对学业、职业前途产生绝望情绪，因此表现出强烈的赎罪心理和悔过自新的愿望。所以，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会竭尽全力寻，求被害方的谅解，积极主动地为被害人提供经济赔偿，尽量满足被害方提出的经济赔偿要求。一般情况下，在公检法机关作出终止刑事诉讼的决定之前，加害方与被害方就已经达成经济赔偿协议，甚至即时履行了经济赔偿义务。这相对于原来实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做法来说，对被害方利益的保障显然是十分有利的。根据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2002年所作的调查，法院对轻伤害案件所作的附带民事赔偿数额平均为6000余元；而被害人在与加害方达成和解协议后所获得的赔偿额则平均都在两万元左右。[21]刑事和解不仅使被害方能够获得较为理想的经济赔偿，而且这种赔偿协议的履行也是极为顺利的。据上海市杨浦区试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经验显示，在经过人民调解程序之后，大约94%的进入调解程序的轻伤害案件最终获得调解成功，其中，98%的调解协议都得到了顺利履行。[22]从各地刑事和解的试验结果来看，那些选择与加害方达成和解协议的被害人，通常可以获得较为理想的经济赔偿结果。与法院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判决的结果相比，被害方通过和解协议可以获得超过一倍甚至数倍的赔偿数额。
由此可见，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固然可以保证司法机关成功地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实现国家的定罪权和刑罚权，但却造成被告人终生的“犯罪前科”并使其学业、职业前途和个人社会生活受到永久的消极影响，而被害人既无法使加害人受到较为严厉的刑事处罚，也无法得到较为理想的经济赔偿。相反，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却给了加害方和被害方选择诉讼结局的机会，使加害方与被害方原本冲突的利益出现了契合一致的可能性：加害方积极主动地赔礼道歉，为被害方提供较高的经济赔偿数额，寻求对方的谅解和宽容，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刑事追诉要求，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司法机关可以尊重被害方的意愿，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使加害人避免了被定罪科刑的命运。这显然是一种双赢互利的结局，对加害方和被害方都是利益兼得的结果。正是这一点，构成加害方与被害方愿意达成和解协议的原因，也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得到迅速发展的现实基础。
（二）司法机关的收益
仅仅有加害方与被害方的和解协议，而没有司法机关对刑事追诉权的放弃，刑事和解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对于一个本来可以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司法机关为什么愿意接受并尊重冲突双方的和解协议而终止刑事诉讼的进程呢？尽管我们并不否认司法机关通过刑事和解方式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确有维护社会和谐、化解社会冲突的善良动机，但基于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这种刑事司法改革试验至少不应给其带来更大的负担，或者可能会使其获得一定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