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述论证过程偏重于理论上的推演，那么已有的一些贯穿“意思自治”理念的制度设计则又在一定意义上为前述假设提供了实证证明。例如，北川善太郎教授所提倡的“复制集市”把著作权信托性转让管理、统一收费、补偿金等制度“防止侵权”的设计思路逆转过来，从“著作权交易自由”出发进行制度设计：著作权持有者在“复制集市”对作品进行登记并列出许可使用条件，使用者则到“复制集市”进行采购，从而获取使用权和复制品，并向指定的账户汇出使用费[18] 。这一“复制集市”的法律基础是包括著作权数据登记契约、复制集市利用契约、以提供作品复制为目的的契约在内的三种系统化的契约群，他们与互联网公约在形式上有类似之处，但却不失私约的本质[19] ，意思自治仍是贯穿其始终的核心理念。由于“复制集市”本身是由数码信息技术编织而成的网络，使用者不仅可以从中检索信息，预估有关成本，还能就价格等问题与权利持有者直接进行谈判，故而更有利于成本的节约和交易的达成。

　　因为人格权并非“复制集市”契约的目的，所以如何既能保护著作人身权又能对著作人身权进行有效利用成为“复制集市”制度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学者在合理借鉴英美法系的“放弃”制度后所提出的“著作人身权流转的合同模式”表明，作为这一“合同模式”核心的“意思自治”同样能够在著作人身权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发挥作用：由于网络环境中著作人身权的应用渗透着社会、文化和伦理因素，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采用合同模式不仅可以使作者能基于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的原则，通过合同处理自身的人身权利，从而实现其所内涵的经济利益；还可以充分发挥作者在著作权实践中的主动性，遵循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在网络技术与著作人身权保护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缓冲机制[20] 。事实上，与这一“合同模式”具有同一内涵的“copyleft”许可模式的出现和繁荣，已为这一模式的成功提供了例证：基于这一理念的通用公共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se）成就了诸如Linux等优秀软件，而创意共同许可（Creative Commons License）也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欢迎。

　　综上所述，因为著作权利益平衡的关键在于“正义”的实现，而意思自治确实能够在数字时代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下实现“正义”，从而支撑并维持著作权利益平衡体系；同时，由于利益在本质上是主体对客体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的一种价值形成，即“被主体所获得或肯定的积极的价值”，利益和价值（感觉）也由此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因此凸现主体自身价值判断的“意思自治”自然也就成为解决利益问题的重要路径；而且，“意思自治”也有效兼顾了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方面的保护与利用。所以，“意思自治”理应成为维持著作权利益平衡的核心理念。这一结论看似抽象无用但却相当重要，因为整个法律所蕴涵的法律理念是什么样子才是关键所在[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