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上述方法考察三法的定位与功能，就会改善人们的视角，甚至得出新的结论：
（一）改革开放造就了我国现代民法、现代商法、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环境，三法的问世并没有如国外那样有明显的时间差
从一定意义上说，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商法、经济法的发展史，就是它们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史。三法的产生与发展是同这些国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以及后来市场经济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有密切关系。法国人认为，罗马人首先关注的是民法，罗马帝国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对商法有贡献，但这种贡献是间接的。到了中世纪，商法的特殊性才确定下来。[11]同时，在近代法国，几乎同时颁布了《民法典》和《商法典》。近代德国《民法典》和《商法典》虽然晚于法国，但两者都是1900年生效的。而经济法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更趋尖锐，限制竞争行为严重破坏自由竞争，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秩序面临新的考验。为了缓和各种矛盾，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西方各国政府从过去信守对经济“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信条，转为实行积极而适当干预经济的政策，于是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与政府干预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包括解决经济危机的法律措施、反对限制竞争和保护弱者的法律措施。对此，德国学者率先将其称为“经济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一般称先有了民法、商法，后以经济法作补充。在理念上，也认为先有了民法、商法确定的“自治”，而后由经济法弥补自治之缺陷和失灵。但无论从社会关系的结构而言，还是在比较法上讨论，中国现代民法、商法、经济法的情况不同于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如前所述，我国建国后不久就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1993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不发展，更不用说市场经济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关系对民法的调整需求不彰，对商法的调整需求几乎没有。由于不存在市场机制的作用，因而也不存在弥补市场机制失灵的必要的社会公共管理，有的只是政府以指令为特点的直接管理，所以，也不曾有对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的调整需求。基于这种背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不仅没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商法，也没有完全意义的民法。[12]不论是民法还是商法、经济法，它们的发展都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都开始于经济体制改革之时。而且，其大发展的趋势都始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虽然我国的民法理论的研究先于商法和经济法，但不存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曾经有过的先有发达的民法、商法，而后才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的情景。因此，也不存在民法、商法先有了确定的作用领域，而后再有经济法寻找作用领域的问题。从立法而言，民法最早的立法是1981年12月13日颁布的《
经济合同法》，而该法中涉及的法人直至1986年颁布的《
民法通则》才作出规定；商法最早的立法是1979年颁布的《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它第一次在涉外经济领域恢复了有限公司制度；经济法最早的立法是1980年9月10日颁布的《
个人所得税法》。基本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分别提出了调整需求。适应这些需求，以不同功能、不同价值、不同法益目标为定位的民法、商法、经济法各自找准自己的恰当位置，因而不存在三者产生的明显的时间差，只存在如何有效分配立法资源，使三个法律部门在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和谐发展的问题。还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法学的研究与发展都以本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中国内容的现代的民法学、商法学、经济法学也大体都是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民法规范、商法规范和经济法规范之后发展起来的。最多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民法规范、商法规范和经济法规范的制定发展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