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来，北大法律学系刘隆亨老师也出版了金融货币法的教科书，再后来，北大法律学系的讲师李健生先生开始讲授金融法专题。健生是我们读硕士时的同学，他比我大几岁，很用功，学习很好。他后来出国了，我就接着他讲授金融法专题，后来，这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研究生课程。
芮先生看我对国际金融法领域有兴趣，就告诉我，在国内资料可能不太够，应该到香港去收集资料，才好做研究。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有比较发达的商业银行体系，证券市场、黄金市场和期货市场高度发达。而在1985年，国内金融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有关的法律也没有颁布。
芮先生推荐我去了香港，当时的系主任张国华教授也帮我写了推荐信。1986年我来到香港收集资料，开始对香港商业银行法律制度史进行研究。开始我在香港树人学院，一边讲课，一边收集有关资料。半年以后，芮先生推荐我到一家英国律师事务所实习。在那里可以接触到一些金融法律实务。事务所主任是位英国律师，他很尊敬芮先生，他知道我来事务所的目的是收集博士论文资料，所以也不给我什么具体工作。白天在事务所的时间，我就到资料室去看书，翻资料，读案例。我看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去问事务所的主任。主任是非常好的人，他很高兴给我讲解。后来他让我做过的唯一的工作，就是将内地刚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法》翻译成为英文，并为他讲解。
我后来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和提纲，拿给芮先生看时，先生对我说，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是最重要的。他愿意指导我写我喜欢写的题目。选择喜欢的题目，才有利于完成博士论文。论文从开始写，到最后完稿，先生总是支持。他总是说：“好啊！继续写下去啊！”在先生的鼓励下，我顺利写完了论文。我感到，先生好像从来不给学生任何打击，总是鼓励，于是，我做研究就有了信心。写完初稿，誊好一遍送给先生看时，先生说“好啊，好啊。这不是写出来了吗？”先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仔细看完了全文。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我一一做了修改。然后就答辩。先生请来了七位教授，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先生。我记得最年轻的是法律系的李志敏教授，其他都是从外校请来的七十多岁的老教授。
答辩顺利通过后，有一天，先生把我叫去，问我毕业后怎么打算？我说继续做研究吧。先生说好，就留在学校教书。当时博士毕业要先做助教，然后才能评讲师。而到社会科学院工作，直接就能当助理研究员。当时国务院经济法律研究中心的领导也希望我去那里工作。但是，芮先生说，当助教也要留在北大，哪里都不许去！因为北大最需要老师！需要有人教书！
先生的话就是命令，没有学生敢不听的。我的同屋同学邵景春博士也被芮先生“命令”留校教书。我从助教开始做起，当时由于需要人讲课，助教就上讲台了。讲了一年的课，被聘为讲师。以后当了副教授、教授。现在指导学生时，我依然问学生自己想做什么研究，喜欢什么题目，我学着当年芮先生带我的方法，帮助学生完成他们自己喜欢的研究，鼓励他们写出他们想写的论文。在学生毕业工作的问题上，我也是尽量鼓励学生以教书为业。我向芮先生当年对我说的话那样，也对学生说，如果你们问我的意见，我就劝你们教书，当个教书匠吧。中国不缺企业家，也不缺律师和法官，但是，缺好老师。我运气好，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你们的运气不太好，你们的老师，不如他的老师。我在“文革”期间耽误了太多宝贵时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的年龄比你们大学毕业时候还大，由于基础差，读书太晚，开悟较迟，所以，我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前途。但是，你们没有耽误，一直读上来，基础好，年纪轻，发展的空间很大。你们如果当老师，一定会超过我的。你们的学生，一定会比你们更幸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