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的学术出版空前繁荣，书太多了，多得好像沙漠里的沙子，要“淘”到一本好书，非得沙里淘金不可。现在的学术论文写得也太快，因为有了计算机，也有了“数字化”的管理体制的压力，提速达到“萝卜快了不洗泥”的速度。那么多专著，那么多“成果”，到底有多少新的思想贡献？又创造了多少新的知识呢？
先生写的东西很少，惜墨如金。但是，每当学生遇到外文问题，向先生请教时，先生或者直接回答，或者先记录在纸张上，过了几天，先生就会来电话告诉学生答案。有时候先生叫学生到他家去，当面讲一讲这个问题。先生懂得多门外语，家里外文工具书资源丰富，先生能花上几天时间，“考证”学生提出来的看似简单，实际不容易查到“知识渊源”的问题。这不就是一种学术态度吗？这不就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吗？
我们学习国际经济法，遇到很多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要认真去查，就会知道多么不容易，仅仅是要看懂那么多外国语，就要花许多时间。那些不精通外语，需要等待别人翻译的人，也许不会关心这类问题，也不会花这些时间，但他的研究，可能就因此失去了深度，也不够精密。学生是幸运的，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去找先生。因为先生精通多门外国语，先生真是教授的教授，老师的老师。先生舍得花时间，帮助学生找到准确的答案。
作为学生的我很惭愧，我没有继续坚持学习在硕士阶段已经学了“第二外语”日语，也没有毅力继续我在博士阶段开始学习的法语。更没有敢去“碰”德语。好像学那么多外语对我是一种“奢望”，因为我太忙了。可是，先生却不嫌多花时间，也不怕耗费精力，学习了许多外国语，先生能看许多外国语的资料。这才是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本分啊！
如今，我也当上了教授，但却只剩下一种国际工作语言（英语）了，可是我深深地感到遗憾。今天，我们从英语世界翻译过来的书太多了，但从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的书还不多。精通这些“小语种”的人才太少，就是懂得这些外国语，但他的知识背景又未必能胜任翻译的工作。我觉得，这阻碍了我们获取更广泛的知识，也影响了我们观点的平衡性。
希望我的学生，能向芮先生学习。至少都能多学一门外语。
九、以学生的目标为目标
先生指导我读书的时候，从没要求我帮他写东西，也不用我或其他学生帮他收集资料。他的研究都是自己做的。一是我跟不上他的思路，二来我也没有那个水平。
先生不要学生“打工”，却常常问学生：对什么领域感兴趣？对什么具体问题感兴趣？博士期间想做什么研究？先生开始问我时，由于没有准备，我也回答不出来。先生说，没有关系，回去好好想一想，什么时候想好了，就来告诉他。过了很长时间，我好像都没有想清楚。先生也不催我，让我有足够的时间考虑。
后来，我看了一些书，也做了一些资料检索，发现当时对国际金融法律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我自己也这方面的书籍也感兴趣。我就对先生说了这个想法。先生对我说，在国内研究国际金融法律问题的学者很少。我将自己检索到的情况向先生汇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条法司前司长杨贡林先生当时出版过一本这方面的书，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盛瑜老师也出版过国际货币法的专著。先生说好，他认识这两位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