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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原著，不但是看专著和论文，还包括看法律原文。我们的专业是国际经济法，先生要求学生看有关的国际公约。这些公约多有中译本，但是，先生还是要求看英文版。
在学习中国有关法律时，先生总是会问学生，看过法律原文吗？原文是怎么规定的？学生可能没有看过原文，只是知道大概的意思不会错。但是，原文用的是什么词？上下文是怎么写的？细微处见差别，也见水平。这是先生要求学生看原文的目的。
读中文文献，也要有这种态度。我们这代人，受到的传统教育有限，读古典文献并不容易，但我仍然坚持读，硬着头皮读。今天讲《论语》的书到处都是。但是，买这种书的读者，有几个真正通读了《论语》原著呢？中华书局2006年印的《论语》，只要9.8元一本，还不到10块钱，开本不大，可以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随时阅读。而书店里卖的什么读《论语》的心得体会，都是大书，没有一本小到可以放在衣服口袋里，书价也不会在20元以下。
七、“研究问题，要结合实际”
先生经常对学生说，“研究问题，要联系实际”，先生还说“不要空洞地就概念而研究概念”。先生的观点，被当时的国务院经济法律研究中心的领导同志所接受。领导们用更形象的比喻来表述：“重要的是孩子生出来，孩子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我认为，先生说的是对的，道理很简单，研究孩子，比研究孩子名字更重要。
后来在教书和做研究时，我按照先生的教诲，研究真实的法律问题，研究真实的金融问题，而不是研究“金融法的定义”等问题，法律的“定义”是先生所说的“概念问题”。
先生的学风，带有美国普通法那种强调实用的色彩。因为先生在1947年以前，曾在美国大学里读书教书。先生也一定受到过欧洲大陆法学研究方式的影响，因为先生在去美国前，在德国大学学习和工作过。
在社会科学领域，要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并非易事。我们做研究，如果就停留在概念上，单纯进行逻辑的游戏，那就没有时间深入事物的内部去，也不可能探索内在的规律，更何谈解决问题。
我在写东西的时候，如果觉得很难定义的时候，总愿意用描述的办法。描述性的定义与科学定义相比，前者也许不够准确，但却可以让读者形象地了解“它是什么”。举例来说，如何定义“人”呢？人对自己的认识，更加困难。至今，在不同学科，对“人”的定义都不同，而且都是描述性的。没有跨学科的科学定义。
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要求学生们“要结合实际，研究实际问题”。先生在晚年见到学生时，经常重复说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要真正体会，并身体力行，却不容易。因为，我在作学生时，习惯于看书，也习惯于听课，更习惯钻图书馆。我对各种知识非常感兴趣，甚至超过对问题的兴趣。对于现实生活和实际问题，并不熟悉。甚至，我们所熟悉的书面语言，与实际生活中真实的语言，也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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