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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当年听学生汇报学习情况，都是一个一个单独进行的。一个学生汇报时，别的学生不许旁听，就好像看门诊那样，其他学生按照约定的时间，在外面等着。一个学生汇报完了，再进去另一个。学生还可以向先生请教问题，先生都认真回答，如果问题不能立即解答时，先生会说，他需要查资料，下次告诉你。
后来我到国外进修时，发现外国教授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约见学生，是教授的“办公室时间”，在约定的时间，教授单独同学生谈话，如同医院医生看门诊那样。学生如果有问题，需要向教授请教时，就在教授办公室门上的约见登记单上给自己排时间，然后，在约好的时间，教授在办公室等着学生。这样的做法，也有利于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隐私权。
五、“不要与人商榷”
先生一直告诫学生“不要与别人争论，有时间自己做自己的学问”。在学生的记忆中，先生对于商榷一类的文章都不太感兴趣，他也不赞成学生写与别人商榷的文章。学生如果要做学问，就自己做，和人家商榷什么？先生从来没有向学生解释为什么，但他就是不鼓励写。直到今天，学生也不敢问先生为什么不喜欢此类论文。
从上学到现在，学生没有写过商榷性的文章，这与先生的教诲有关。师徒如父子，先生不让做的，学生就不会去做，也不敢去做。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回到家里，父亲就教训我说，1946年，他还在在西南联大当学生时，芮先生就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了。父亲说，芮先生是他的老师，所以，先生应该是我爷爷辈的大教授，对芮先生一定要毕恭毕敬。
为什么不与别人商榷呢？先生也不解释。先生的教诲，学生听了就是。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先生教诲的深刻意义。
论文的观点对与错，学问的好与差，都不是自己说的，也不是别人说的，而是时间来评判的。有时间，不如多读写书，多看资料。争论观点的对错，其学术价值并不会很高，我们在争论中创造了新的知识吗？我们有什么贡献呢？只是参与了争论而已。时间是评判者，如果我们能看得到，时间一定会告诉我们对与错的，只怕我看不到而已。先生最相信时间的评判，先生是百岁老人，先生看到的太多了。
现在，一些论文方法就不对，资料也有缺陷，根本没有下工夫。这种论文根本不值得去争论。如果说还有一点值得讨论的话，那就是要问一下：为什么这样差的论文能够发表，为什么真正用自己全部心血做学问的人少了？
六、“要多看原著，不要多看解释文章”
先生要求我们，一定要看原著，不要看那些解释性的文章。看看原著是怎么写的？看了才会有自己的理解。如果先看别人的解释，就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反而限制了自己的思想。先生的外国语条件非常好，不仅精通英文，德语和法语也很好，此外，先生还能看俄语。
先生也建议学生不要去看中文翻译过来的资料。翻译的文本总与原文有些不同。中文资料翻译成为英文时，也会遇到文化差异，难以翻译。先生坚持“语言能够翻译，但文化不容易翻译”的观点。精通外语的学者，多持这种观念。对先生的这一教诲，学生的执行是毫无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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