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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说“功夫在诗外”，先生也是这样指导我的。北大有非常好的图书馆，大馆好，法学院（当时还是法律学系）的法律图书馆也好。虽然经历了“文革”，但北大的图书没有什么损失，一直积累到现在。更重要的是，北大的图书馆和法律图书馆的管理者的水平很高，他们会采购书，还编新书通报，做卡片。图书馆是当时的“第二课堂”。我还记得，在图书馆里经常有学术报告会，有讲座，还有珍贵图书展览以及优秀教师讲义、读书笔记和学生的课堂笔记展览。
我在图书馆里看书累了，就跑到走廊里去看这些玻璃柜里的展览。看到老师和学生笔记上秀丽的字迹和画图，心里特别佩服。这些老师和学生们的笔记本身就是艺术品。在今天电脑时代，那些娟秀的笔迹已经很难见到了。我还记得，有一本笔记，连本子都是学生自己做的，非常特别，好像是一个册页那样的，可以连续画图。现在社会高度工业化了，工厂机器制作的统一格式的本子，没有一种适合连续画图的。
芮先生从国外留学回来，是读外国法律书的学者。可以说，先生对国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认识十分深刻，对国外学术发展的情况比较熟悉。但是，他从不直接做简单的类比，从不说外国学术发展的水平如何，国内的学术发展水平如何。在先生的眼里，外国的月亮并不更圆。先生也不照搬洋理论，他的一切学问，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书，买也买不起。所以，每当从图书馆借到一本好书，读得都非常仔细，而且还做笔记，有时还画图。那时读过的书，现在我还记得。而现在的书比那时候多了，多得看不过来，看得人眼花缭乱的。也许是因为看得太快了，内容也记不住了。也许什么事情都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吧。现在的我，宁愿回到清静缓慢的读书时代，看得慢一点，记得牢一点，纸张也少浪费一点。
四、每周汇报学习情况
芮先生带我做研究生时，年纪已经很高了，不能给我们上课。他给我们布置了书单后，每周让我们向他汇报学习情况。我当时最紧张的就是面对先生，一周时间过得真快，好像也看不了几页书（尤其是外文），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马上就要和先生见面了，说什么呢？
先生每次都问，“这周看了什么书了吗？写了什么东西了吗？看书写了笔记了吗？有什么体会呢？你都说一说吧。”然后，我就战战兢兢地回答。先生在我说话的时候，从来不打断我，耐心地听我说。先生从来不会打断学生说话的。他当时都那么大岁数了，听我们这些隔了两代人的学生讲话，还这么耐心，一点都不着急，也不嫌烦，真是一种极高的修炼。
我现在才体会到能做到这一点多么重要，对那些不争气的学生，很难不动火气。可是，我也体会到，能做到这一点，对于学生来说，是多么大的一种鼓励。让学生说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让学生在老师面前没有拘束感，这样才能培养学生说话的勇气、独立思考问题的信心和挑战老师权威的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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