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禁止未经允许提供或公开他人的信息资料，也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扩大了“公开”一词的词义。“提供”在网络环境中意味着通过检索可以获得。而既然是通过检索得来的，就已经是公开的。因此，“提供”就不能成为附条件的和被禁止的行为。
再来看有关不得散布他人隐私或者侮辱、诽谤、恐吓他人等规定。关于不得散布他人隐私或者侮辱、诽谤他人等内容，我国《刑法》、《民法通则》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有明确规定。地方法规重复规定，就显得不必要，造成法律条文的重复累赘。但是，现在，有关地方法规不仅仅限于重复，其主旨在于对上述法律规定进行扩张性解释：增加了“恐吓”一项。那么，地方立法机关是否有权力做出这样的扩张性解释呢？是否有权制定新的罪名或民事诉讼诉因、行政处罚案由呢？显然，从我国法律解释和立法权的分配制度来看，只有全国人大才有这样的权力，无论是徐州市还是江苏省的立法机关，都没有这样的权力。
据悉，江苏省和徐州市立法机关的立法，尚不能算首次禁止“人肉搜索”的地方立法，之前广东省已经出台类似的法规。这些法规包含这样的内容，显然是没有考虑到法律的体系性和固有的逻辑规则。所谓法律的体系性，就是说国家法律是一个由宪法统率的、依次由法律、法规、习惯所构成的体系，其中，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法律和宪法的规定，不得与它们抵触，也不能超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所谓法律的逻辑规则，就是说，法律条文的表述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语言规则，一般性法律概念必须是周延的，能够概括所有的一般情况。而徐州市的法规以“提供或公开他人信息资料”概括“人肉搜索”并一概禁止，显然没有考虑到：仅仅因为不同主体个人信息具有如此不同的性质，就不能做出一般性的禁止性或授权性规范。由此可见，地方立法机关迫切需要提高立法的科学性。
其实，在立法技术科学性不足的背后，是更多的急功近利，有关方面似乎总想根据实际情况尽快立法禁止某些网络行为。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有关方面是否取得了“人肉搜索”频频作恶的大量事实证据？如果有，应当首先公布出来，以便教育公众、形成立法共识。如果没有，又何以有根据立法禁止？是否根据一点苗头就需要立法禁止？虽然法律重在防患于未然，但是，法律的目的和作用绝不主要是防范错误。因为，如果因为怕犯错误而禁止一切新的尝试，社会又如何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