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买奴婢牛马不立券”条： 　

　　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 　

　　疏议曰：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两和市卖，已过价讫，若不立券，过三日，买者笞三十，卖者减一等。若立券之后，有旧病，而买时不知，立券后始知者，三日内听悔。三日外无疾病，故相欺罔而欲悔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若有病欺，不受悔者，亦笞四十。《令》无私契之文，不准私券之限。 　

　　即卖买已讫，而市司不时过券者，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疏议曰：卖买奴婢及牛马之类，过价已讫，市司当时不即出券者，一日笞三十。所由官司依公坐，节级得罪；其挟私者，以首从论。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这些规定，在当时是被严格地遵行了的。依法向官署申请“市券”、官署及时受理给券、执行“三日内听悔”的悔约制度，是当时的常态。兹据敦煌、吐鲁番及和田出土的唐代牲畜卖买契约、奴婢卖买契约、市券分别列表如下。因契约残缺而缺项的，则不予统计。 　

　　牲畜卖买共5契，即《唐贞观二十三年（六四九年）高昌范欢进买马契》、《唐咸亨四年（六七三年）康国康乌破延卖驼契》、《唐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年）西州康思礼卖马契》、《唐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年）于阗兴胡安忽娑卖牛契》、《唐高昌赵荫子等博牛券》，涉及的马、驼、牛的卖买或博换。其中，第1契为买契，其余为卖契。 　

　　奴婢卖买契共2个，即《唐永徽元年（六五○年）高昌范欢进买奴契》、《唐龙朔元年（六六一年）高昌左憧憙买奴契》，都是买契。 　

　　从上述表格统计可以看出，牲畜、奴婢卖者，商人占4例，“兴生胡”、“兴胡”、“行客”皆商人，且多胡商，被卖奴婢也多胡人。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军人参与牲畜、奴婢卖买较多，自军士“卫士”（4例）开始，直至“火长”（1例）、“校尉”（1例）、“别将”（1例）等低级和中级军官，或作卖主，或作买主；其余才是百姓参与的卖买，其中女性作为买主1例（可能是户主），另有2例可能是和尚。 　

　　由于奴婢卖买的特殊性，故在买奴契约中例要写明奴婢名字和年龄情况，有的还要写明奴婢来源。市券中所见，奴婢名字和年龄还要在券尾出现（即署名、书年），位置仅次于买主和卖主之后，列于保人之前；官署审查项中，照例要问到“问口承贱不虚”，即包含了被卖奴婢本人要对是否属于“贱人”（相对的是“良人”）作出回答，以保证良人不被抑卖。同时，个别市券和契约显示，对将奴婢卖给新主人，似乎也有个征求奴婢意见的过程。《唐天宝三载—至德三载（七四四—七五八年）间敦煌行客王修智卖胡奴市券》，官署在审查内容中，有“胡奴多宝甘心……”的说法；《唐永徽元年（六五○年）高昌范欢进买奴契》中，也有“……情愿讫［永］……”，都当是奴婢意愿的表达。尽管我们已注意到，奴婢卖买有的是在市场进行的，留给奴婢了解新主人的时间和机会并不多。 　

　　关于保人及知见人情况，卖买私契中所列的，数量多是3人（或3保人，或2保人、1知见，或3知见），少则2人（1保人、1见人）；市券中所见，则均为5个保人。保人的保证内容，为牲畜或奴婢的所有权确实为卖主所有，即所有权瑕疵担保。故有4个卖买契约（包括1个博换契约）、2个市券，均写明保人须对“如后有人寒盗识认”或“寒良詃诱”情形者，保人须与卖主一起负责（所谓“主、保当罪”），买主不予负责。在卖买奴婢场合，保证人的责任，还包括保证卖主所卖奴婢确实是贱口，“欵保前件人奴，是贱不虚”；在“准状勘责，问口承贱不虚”的表述中，也应包含保人的意见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