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宅交易多在普通民人间进行。《唐乾符二年（八七五年）敦煌陈都知卖地契》、《唐乾宁四年敦煌张义全卖宅舍契（甲乙）》两契，注明的买家分别为“百姓安平子”、“百姓令狐信通”，卖家前者缺身份，后者为“百姓张义全”；《唐贞观十八年（六四四年）高昌张阿赵买舍券》的买主“张阿赵”、《唐初高昌田阿丰卖舍券》的卖主“田刘通息阿丰”，都可能是寡妇，前者以积蓄买舍，后者因经济压力卖舍。唯《唐大中五年（八五一年）敕内庄宅使牒》所提到的买主，可能不是一般民人，而应是官宦或富豪。 　

　　因之，民宅卖买交易量都不大，张阿赵买舍，“舍两间”，“银钱伍文”；田阿丰卖舍，“舍两塸”，“买价银钱拾文”；陈都知所卖，为“空地一院”；张义全卖宅舍，为祖父遗留“东房子一口”及“房门外院落”，“作价伍拾硕”；只有官家卖宅院达到“舍叁拾玖间，杂树其肆拾玖根，地壹□亩玖分”，价格达“钱壹伯叁拾捌贯伍伯壹□文”。 　

　　园宅卖买契约并不一定注明出卖原因，这与土地卖契略有不同。张阿赵契约为买契，卖主和尚愿惠没有声明出卖原因；田刘通息阿丰可能是个寡妇，其卖地可能是出于经济压力；陈都知出卖的是纯粹的私宅空地，没有建筑物，出卖原因“为不稳便”即不方便，此地处于“某坊”，应位于城中；张义全卖地，出卖原因为“缺少粮用”，完全出于经济压力；内庄宅使所卖的为国有寺院财产，未讲出卖原因。 　

　　另外，《唐初高昌田阿丰卖舍券》写明“舍中伏藏役使，即日尽随舍行”，应指房屋间架税之类的赋税义务转移。此与土地赋税义务转移类似。但在卖买园宅契约中，是仅见的一例。 　

　　园宅卖买，无论公私，钱（价款）、舍交付完毕，即完成所有权的转移。《唐大中五年（八五一年）敕内庄宅使牒》云：“勘案内□正词状，请买价钱，准数纳讫。其庄□巡交割分付。仍怙买人知，任使为主。……准判牒知，任为凭据者。”“任使为主”、“任为凭据”，即买家为新主，并凭借卖契为产业凭证。这种私契的效力，按《唐贞观十八年（六四四年）高昌张阿赵买舍券》、《唐初高昌田阿丰卖舍券》两个契约的说法，是“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对双方有约束作用。保证其效力的措施，是契约中约定的“罚悔约者”条款，或是“悔者壹罚贰，入不悔者”，或者“如先悔者，罚麦贰拾硕充入不悔人”。 　

　　与土地卖买（也包括下述的奴婢、牲畜卖买）不同，园宅卖买似不必到官府登记，尽管有的契约要声明“舍中伏藏役使，即日尽随舍行”。《唐初高昌田阿丰卖舍券》更有“钱即毕，舍即付”，时间衔接非常紧，也缺乏到官府报告登记的闲暇。日本令解释中有：“其卖买仓屋等者，自须证据分明，不可经官司也”，可能在这点上，与中国的卖买园宅地的情况相同。 　

　　三、奴婢买卖的法律规制与实际情形 　

　　唐代卖买契约，国家要求对一些特定的标的物（牛马、奴婢等）的卖买，必须使用官契。方法是：先立通常的卖买契约（私契），再到市场管理部门申请官契以实现交易的完成，由“市司”出具“市券”。 　

　　按《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两京诸市署令”条：“凡卖买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这段文字很可能是唐代的《关市令》，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即将其复原为开元《关市令》第十一条。因为在《唐律》的疏议中，明确提到了“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令作如此要求，律则据此规定了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