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议曰：“口分田”，谓计口受之，非永业及居住园、宅。辄卖者，……卖一顷八十一亩，即为罪止。地还本主，财没不追。“即应合卖者”，谓永业田，家贫卖供葬；及口分田，卖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狭乡乐迁就宽者，准《令》并许卖之。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其五品以上若勋官，永业地亦并听卖。故云“不用此律”。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出卖口分田，出卖者要受刑罚处罚，尽管惩罚不是特别重，仅限于笞杖刑；买主虽不受刑罚，但其民事利益不受保护，所买之地要无条件地退还给卖地之主人，买地之“财”（价款）若被地主用尽的话，也不予追还。[3]这样的行为，自不管其双方当事人是否立有契约，因其行为的违法（或犯罪）性质，已不入正常契约行为范畴，法律是将其作为违法的契约对待的，因而可以理解为自始无效。法律重在卖主责任，故立法径直以卖者为对象，而予以刑罚；买主责任较轻，仅为民事利益上的损失。 　

　　该条规定的第二层，是许可出卖的范围和事项，涉及到永业田、口分田、赐田三类土地，以及许可出卖的诸种情形。值得注意的是，该条律文的疏议，是依据数条唐令条文来予以说明的。这些令文所规定的许可出卖土地的内容，正是合法卖地契约成立的条件。由此可见，在功能上发挥着正面确立制度而不具有惩罚规则的唐令，所谓“令以设范立制”，（《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正是契约规则的重要法源。 　

　　1．庶人永业田、口分田“应合卖”的令文依据 　

　　律疏对永业田和口分田两类土地之“应合卖”的场合的说明，依据的是唐《田令》的规定。按武德《田令》“庶人徙乡及供葬得卖永业”条：“诸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盖当时制度尚粗，永业田有两种场合、口分田只有一种场合可以出卖。“徙乡”得卖永业田，盖因武德《田令》规定：“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其地可以在户内由受田不足的受田口承受，至开元《田令》更明确为：“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而口分田计口受分，身死即应还官，以另授他人，武德《田令》规定：“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故受田者迁徙时不得卖出。而发展到玄宗时，按开元二十五年《田令》：“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则永业田允许出卖的场合多了一种——“流移者”（因犯罪而被流放及移乡之人）；口分田出卖，又多了一种“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之用途者。开元《田令》不见有“庶人徙乡”得卖永业田的规定，或许是因为被“乐迁就宽乡者”的规定所吸收的缘故。 　

　　2.官人永业田及赐田许卖的令文依据 　

　　律疏对官员永业田及赐田出卖许可的说明，依据的是唐《田令》“田不得帖赁及质”条。但对于官员永业田允许出卖，唐律的说明是“五品以上若勋官”，而开元《田令》云：“其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帖赁者，皆不在禁限。”似乎前者具体、明确、且有限定，后者笼统、无限定，实际上，这里并不存在差异。因为唐代授给官人的永业田，职事官自正一品至从五品，给与60顷至5顷不等的土地，六品以下则不给；散官五品以上，与职事官同等授给，六品以下散官则不给；勋官自上柱国至最下等的武骑尉，给与30顷至60亩不等的土地。所以，“五品以上若勋官永业地”，实际上就是“官人永业田”；因为六品以下的职事官和散官，不能享受国家给与的官人永业田，而只能与普通民人一样，每人分到20亩永业田。《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占田过限”条所说的“官人永业准品”，其实也只“准”到五品以上。官人永业田可以出卖，是因其土地性质与授给一般民人的相同，也是“皆许传之子孙，不在收授之限”的。（《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注）对于赐田，因是君主赐予，以奖功勤，在性质上已变为私田，故许出卖，律令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