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主性的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年轻人在感情心理世界里已经超越了前辈对他们的种种规约。在下岬村，年轻人择偶标准、情感表达方式，乃至对待婚姻和性行为的态度，在短短十几年里快速变化。订婚后青年男女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五六十年代，订婚的年轻人在婚礼前只能互访几次，未过门的媳妇不能在婆家过夜；70年代，未婚夫妇已经可以一同去城里购买结婚用品了；到90年代，未婚夫妇的约会就不受任何限制了。伴随着接触的增多，订婚男女婚前性行为也同时增多并逐渐普遍化；人们的贞操观念也日趋淡化，非处女的姑娘嫁人也不会“落价”。与此同时，青年男女开始用特定的方式表达爱情，70年代之前含蓄的行为表达，到90年代逐渐变成了直白的语言表达。人们开始将长相、性格、感情表达能力等纳入择偶的考虑因素。
爱情和婚姻的变化很快就带来了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两个方向上展开的。在夫妻关系上，由于年轻人善于表达感情，夫妻关系越来越融洽，家庭暴力现象日趋减少，男性承担家务开始普遍化，而女性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中处于决策地位，家庭管理呈现民主化倾向。与此同时，在代际关系上，父权开始衰落，费孝通所讲的大家庭的父子轴结构[2]日趋瓦解，核心家庭日趋发展。核心家庭发展的财产积累起初主要是通过分家从大家庭获得的，这刺激了青年人提前分家的欲望和通过剥削父母积累财产的欲望，他们甚至想方设法在结婚时通过“彩礼”的名义“盘剥”父母，结婚成了子女汲取父母财富的合法理由，这直接导致彩礼越来越像是预支的遗产。爱情和婚姻更多地沾染了市场化的气息。
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了老年人地位的下降，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日趋下降。虐待老人的事件不时发生，人们对孝道日趋淡漠。为人父母已经丧失了过去至高无上的神圣和权威，年轻一代开始强调父母对子女的社会责任。代际之间的关系日趋功利化，日趋受“互惠原则”的支配，父母讨好子女成了一种公开的竞争。同时，由于女性地位的提高，女儿对父母的照顾也日趋普遍。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养儿防老”的思想和预期，生育观念由此发生了变化，人们放弃了儿子传宗接代的观念，不再特意追求生育儿子了。
所有的这一切似乎反映了下岬村农民个人权利观念的增长，甚至住房空间结构的变化也体现了这一点。然而，让阎云翔遗憾甚至痛心的是，他发现这种权利观念的增长只是一种畸形的个人主义，人们一味强调自己的权利，却无视对他人和公众的义务，从而最终变成了无公德的个人，这体现了当代中国农民越来越自我中心主义。而忽视对他人、对公共生活的种种义务，农村社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难以聚合。
现代性与私人生活
在费孝通的视野里，传统中国乡村中，男女之间的爱情始终受家族组织压制，这种压制体现为男女有别的原则，它使中国传统农民的感情偏向于向同性方面去发展。费甚至断言，这种压制导致乡村中充斥着大量的同性恋与自我恋的情形。[3]而在阎云翔看来，1949年以后的种种政策，如土改、1950年的新《婚姻法》，都在一点点地释放中国农民的爱情能量，让他们努力在新的空间下表达和释放自己；延续到1980年代，快速的市场化进程导致了中国农民在情感生活上的崩堤，情欲开始成为乡村青年生活的主题。在阎的视野里，国家在集体化时期直接启动了私人生活的转换，而在非集体化时期又间接地帮助了这一转型的继续；国家通过改造农民生活的道德世界，从而改变了家庭关系和私人生活，并直接参与了对这一变革的推动。如果把集体化和非集体化看作新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4]可以将上述意思表达为，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追求摧毁了传统的家庭和私人生活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