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是在否认犯罪与贫困的联系，相反，笔者再三强调犯罪可能源于贫困。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其中“过程”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结构过程”模型中得到启示：在背景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努力改变“过程”，能使贫困对犯罪的影响变小。或许家庭的贫困状况难以改变，但父母能够改变自己的教育手段，改变以前的旧思想，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改变紧张的亲子关系。只有这样，良好的家庭运作可以抵制贫困的侵蚀。
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解释前文提出的问题，即如何解释“深圳家庭与外来家庭的经济状况呈相反的走势”。为什么为什么深圳户籍违法犯罪青少年家庭的经济情况普遍较好，而在深圳生活的外地户籍违法犯罪青少年家庭的经济状况较差呢？
我可以看出，深圳户籍家庭经济状况与青少年犯罪的联系（或相关程度）不紧密，相反外地户籍的青少年犯罪与家庭经济状况的联系比较大。我们可以使用“结构过程”模型解释：“背景结构”通过中间的“过程”环节来作用于个体的，深圳家庭的“背景结构”因素对个体犯罪起较小的作用，而对外地家庭青少年犯罪起很较大的作用。具体言之，尽管一些深圳户籍家庭的经济状况较差，但是家庭运作良好，父母教育子女方式正确，教学质量水平一般的学校教育有方，抵御了贫困带来的负面影响。反应到模型中，即“过程”在“结构”和“个体是否犯罪”之间树起了坚实的隔离墙，减小户阻挡了“结构”的负面影响。“背景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有着“过滤网”或“防火墙”的功能。 相反，在深圳生活的外地户籍家庭比较困难，在加上子女随父母进城，父母由于工作的原因对子女缺乏管教，并且子女就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资源也很匮乏。不少农民工子女进深圳后，被城市的繁华和光怪陆离的景象所吸引，他们沉迷于网吧，徘徊在街头，他们又缺乏父母的正确教育，最终迷失自我。反应到模型中，“过程”扩大了“背景结构”的影响，起到了“扩音器”的作用。
六 “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重释
“结构过程”模型给我们理解“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因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在这里，贫穷只是培养基础，并不是原因。“结构过程”模型让我们知道，尽管有着不少的“背景结构”因素，但“背景结构”要对个体是否犯罪产生有效影响的话，必须通过“过程”。 贫穷是通过家庭运作的失败（教育手段不当、亲子关系恶化）、学校教育的不当、青少年的交友不良等“过程”因素作用于个体的成长，使其形成反社会人格，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 并且“基础”一词让我们知道，贫困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易消除的，并且影响深远。贫穷使得家庭员间关系恶化可能性较大，以及贫困家庭父母的素质文化普遍较低，因而他们的教育能力也比较弱。从而，父母教育子女这一过程会变得比较失败。贫困作为 背景结构很大程度地在影响“过程”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