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简单地认为贫穷是犯罪的原因，那么这就无法解释以下的现象：“深圳家庭与外来家庭的经济状况呈相反的走势。深圳户籍的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家庭经济条件一般都比较好，其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至2000元的家庭占59%；2000元以上的家庭占24%；550元到1000元的占14%；540元以上的困难家庭占3%。而在深圳生活的外地户籍违法犯罪青少年家庭的人均月收入500元以上的占68%。”[4]
以上现象又作何解释呢？为什么深圳户籍违法犯罪青少年家庭的经济情况普遍较好，而在深圳生活的外地户籍违法犯罪青少年家庭的经济状况较差呢？显然，这是“将贫困简单地归为犯罪的原因”所无解释的。
笔者认同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贫困作为犯罪的表面原因，“贫穷虽然不是一些青少年犯罪的直接动力或诱因，但它可能作用于教育、文化等因素，从而影响到青少年的素质提高，而青少年的素质得不到提高，又为他们的违法犯罪埋下了伏笔。”[5]仅仅将贫穷看作是犯罪的原因，正如同将点火行为看作物体燃烧的原因一样，忽视了物体本身燃烧的物理化学过程，忽视了某些因素可能加快或阻止燃烧。同样，也忽视了贫穷可能通过其它因素影响个体犯罪之形成，忽视了其它因素可能扩大或减轻贫困对犯罪的影响。
在下文，笔者将说明贫穷与犯罪联系的机制，并且结实为什么深圳违法犯罪家庭与外来家庭的经济状况呈相反的走势。
二 贫穷导致家庭运作能力的降低
家庭的功能在于对为进入社会的子女进行生理的抚育，以及适应社会的教育。“儿童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安全、依附、规范行为、认知学习等生活经验都是在家庭成员互动关系中发展、茁壮，最后成为社会上人格健康与心理健康的成年人。”[6]
但要维持家庭的运作，必须要有经济保障，否则家庭运作能力会遭受很大影响。首先，“在家庭结构完整方面，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的婚姻关系较不协调，经常出现遗弃、离婚、分居或私生等情形（Moore，1991；Rawling，1984；Rodgers，1987；Rothestein，1988；Sander，1985）”[7]。不难理解，失业会使丈夫的自信与尊严受挫，心理处于抑郁状态之中，这会减低夫妻间关系的快乐，从而影响到家庭的和谐。
其次，家庭压力对亲自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根据戈格的家庭压力模式，Mclogad，的研究指出，经济困难会给青少年的父母带来压力，并且影响他们的情绪和婚姻质量，继而影响父母的亲职方式，破坏他们教养子女的成效，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手到影响，亲子关系日趋恶劣。”家庭占据了个人社会化过程的重要位置，自子女的出生之时，就受到父母的影响。父母规范子女的行为，父母的行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子女的价值的习惯年成。因此，父母的自身形象、亲子关系以及教育手段，很大程度影响着个体社会化。粗暴的教育、冷漠的态度，会使青少年产生憎恨、自卑等消极情绪。父母的暴力也会对子女产生“攻击示范”，子女在示范下，可能形成攻击性人格。显然，恶劣的亲子关系不利于青少年的社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