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驳“理由三”：其它学科以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并不能意味着法学也可以。即使可以，也不能像苏力先生这样，简单地以抽取两部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作品，山南海北分析一通，就认为是在研究。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反映，但却不足以成为还原生活本身的唯一材料，最多只会是佐证材料。西方对于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也仅仅只是一种学术的味道，而不具有指导的立法的意味。而咱们的苏力先生，并不甘于从文学分析出法学，而是希求对现实的实践（理论界和立法者）提出属于自己贡献的建设性箴言。
批驳“理由四”：故事的开放性、可解释性，并不能意味着故事可以成为万金油，哪里需要涂擦哪里。作为法学的学术研究，需要的是科学与严谨，这与故事的本身特性刚好背道而驰。苏力先生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把本来一个简单的故事，也只能简单地表述一个只是故事的故事，上升为理论研究的高度，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过度阐释。
如此，文学艺术作品并不能有苏力先生所说的那么多的功效，倒是苏力先生充满诗人浪漫式的发挥。文学艺术作品只能是研究的佐证素材，而不是奠基性的素材，否则就是违背现实的自我想像。想当年，费孝通先生风吹日晒亲临现实，如今苏力先生坐拥书房，甚至通过观看电影，就想提供一种可供他人学习的论证方式，得出“也许”话语的结论。看来只能说苏力先生没有读懂费孝通先生的大作啊。
笔者也来用一个也许吧，也许苏力先生会说，结论不重要，当时使用文学作品之时的确不严密，可是论证过程却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老人家的论证过程。
在论证过程中，除了讲故事之外，苏力先生旁征博引是一大特色。一开始，苏力先生就引用了马克思的话语“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P23）物质生活关系，苏力先生却用文学艺术作品来充当！
苏力先生论证的主线就是冲突，秋菊的权利观与法律权利的冲突，秋菊和周围人的冲突。秋菊只是要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苏力先生却把它上升为“权利”，当然苏力先生也认为此权利非彼权利，所以对权利加了引号。而实际上，秋菊仅仅只是需要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和权利一点都不沾边。因为所谓的权利就需要有相应的义务，而秋菊并不要求踢她丈夫下体的村长履行相应的义务！所以苏力先生说“为什么秋菊认为村长可以踢其丈夫——也许这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交换，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共识’”（P29），又是一个“也许”啊！苏力的如此分析，完全是主观臆断的强奸！一个受法学浸淫多年的学者，根本走进不了秋菊的内心世界，那么办法只好是主观臆断的想当然。秋菊的说法，不等于权利，这也会意味着苏力先生分析的过程又出现了一个不可挽救的错误。所谓秋菊的“权利”只是苏力先生自以为是的“权利”，苏力先生还像模像样地引用了罗尔斯关于两类权利的论争，真不知道这段引用跟秋菊所要的说法有哪门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