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合同根本就不是行政行为。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也不是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形成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听证或提出合理化建议），也不是行政法律关系（类似于立法法律关系）。至于国民对行政机关或公务员提出的批评、质询、检举、揭发等，就更不是行政法律关系了（最多算监督行政法律关系）。所有这些，都不能算作是行政法律关系的新发展或多样化。
国民身份的多样性，自然导致其并非永远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境地。但行政相对人的自身属性却是相对恒定的。在公司里是老板，并不排斥在税务局里是相对人。可是老板的派头儿，却不好意思在税务局里施展。
称相对人为被管理者和称公务员为公仆，都是恰到好处、一语中的。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歧视或不尊重的问题。是该文作者太自作多情了。
该文对行政相对人的定义是：“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对行政主体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现质疑如下：1、参与，很时髦但很不妥。参与是行为人主动的行为状态（例如，奥运口号：重在参与），而被警察抓到的小偷实在是没有参与行政法律关系（行政处罚）的意愿。2、行政法律关系，是可以随意填充内容的“回收站”。例如，有人将所谓的行政法制监督关系也纳入其中（行政诉讼是典型的行政法制监督，但是行政诉讼中却没有相对人，而只有原告）。于是可以认为：凡是与行政沾边儿的法律关系皆属行政法律关系。3、对行政主体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更是可以产生歧义。且不说行政主体可以与其他主体形成民事法律关系，仅就公法领域而言，公权主体与公权所涉对象主体之间，已经不能用私法领域的权利义务这一关系模式来界定了。
综上，该文的“地基”——对行政相对人所做的定义，发生了根本动摇。
该文将相对人区分为：法定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形成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和事实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形成非法的权利义务关系）。实无必要。恰如，合法与否不是判断是否行政行为的标准。
公民在行使对行政主体的批评、建议权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认定为相对人。相对人的核心要素：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也包括不作为），进而影响其权益。
程序性相对人（针对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相对人（针对实体性权利）的区分，也很无聊。
该文曰：《行政处罚法》第25条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此严重的法条引述错误，就是外行也是可以发现的。审稿人，可能打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