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通常是针对是否受到外来干预而言的。偏私或偏见，是裁判者的个人素质或品德问题，与外来干预无关，进而也与中立与否无关。作为裁判者的主观思维活动，其偏与不偏，是很难察觉并做出判断的。现实中，只能对不公正的裁决结果本身做出判断，而几乎不可能寻根溯源去得出裁判者心存偏私的结论（除非严重到需要进行专案调查）。况且，偏私对不公正裁判的影响，恐怕是微乎其微吧？可能连业务素质差、不良动机这样的原因都比不上吧？
自卫，已经不是是不是权利的问题，而根本就是人的本能。试想一下：猪在被屠宰之前，还要拼命的嚎叫几声呢。自卫，既不会自动放弃，也不会被简单压抑。面对权力，相对人是不会轻易放弃抵抗的。除非：1、抵抗可能带来更大的损失；2、抵抗无效。听证，不过就是名正言顺的自卫的乔装改扮罢了。在没有确立听证制度之前，相对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抵抗，只不过抵抗大多以失败而告终罢了。仅仅确立了听证制度，并不等于抵抗就可以有效了。相对人的救星，要么是比行政主体更强大的自己，要么是比行政主体更强大的第三方。嚎叫，并不能挽救猪的生命。屠夫，对于猪的嚎叫，也是从不在意的。听证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公开，可能是最好的防腐剂。在理论上，公开一到，公正即至。公开与公正呈正相关关系，绝对的公开，导致绝对的公正。公开的意义即在于：接受全体社会成员的内心评判。这样的评判是可以汇聚成为一种无形甚或有形的力量的。公开无效的可能：1、全体社会成员的总和尚不及做出决定者的力量强大；2、传播的手段、方式、成本等因素限制了接受传播的受众数量；3、社会公众的无知或麻木。要想让公开等于公正，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看得见的正义”，何解？当然不应理解为“看不见的正义”的对称，而应理解为：看得见的才是正义，而看不见的就是非正义。
求助于“外援”（即聘请律师或其他“能人”），可能是在微观层面下最为有效的防卫措施。在角逐中，力量是决定性因素。人单势孤，总不如人多势众。
公正，一方面来自于裁决者的内心欲求，但更重要的、更根本的，还是来自于作用于裁决者的外部压力。力学定律，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
权力和行使权力，均是事实判断。权力的内容和如何行使权力，才是价值判断。人们惧怕的不应是权力和行使权力，而只是邪恶的权力内容和肆虐的行使方式。自由裁量权只是权力行使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显然不等值于罪恶。只是给裁量权人留出了更多的犯错（如果立法者认为那是犯错的话）的机会。只要立法者愿意，一切权力——尽在掌握。至于权力到底是正是邪、是多是少、是收是放，则悉听立法者自便。学者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抽象、空洞的说理，听与不听、用与不用，已经是另外“世界”（假如认为理论与实务分属两个不同世界的话）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