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矛盾和冲突表现愈来愈激烈，在客观上提出了以有效的方式加以协调的需要，于是知识产权制度在几百年前诞生了。这种制度，一开始就是为平衡和协调知识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利益关系，平衡知识创造者的垄断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而出现的。知识产权法是在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更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法律选择和整合。在整个知识产权法中，立法很明显地分为两块，即专有领域和公有领域。确定专有领域和公有领域的界限，需要考虑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与知识产权人为社会所做的贡献。知识产权法律赋予了知识产品创造者一系列专有权利，以保障知识产权人因其创造性劳动成果对社会的贡献而应当获得的利益。同时，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这一专有权又作了一系列限制。
根据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CIPR）发布的《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分析，在当代知识产权保护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扩大更多是为了保护投资的利益，而不是激励发明创造，原因是在很多情况下生产商的利益支配了知识产权政策的发展，而终极消费者的利益则被忽略了。因而知识产权政策更多取决于知识产权商业使用人的利益，而不是更多的公共利益。显然，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重构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显得更加重要。
其次，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在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机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给予个人对权利主张以最大范围的欲求，也许必须同要求公益的论点进行平衡”。[17]在知识产权制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谋求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是因为，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是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并重的双向本位观念，对知识产权人利益的保障不能忽视公共利益。在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实现平衡，是知识产权法实现其立法宗旨所必需的。事实上，“利益平衡是人权思想和公共利益原则的反映”。[18]在当代的知识产权立法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实现知识产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仍然是知识产权制度永恒的主题。前面提到，《知识产权协定》第7条明文规定应当促进权利与义务之间平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序言部分以“保持作者的权利（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平衡”作为条约的重要目的，也是国际上对知识产权制度利益平衡原则达成共识的标志。
知识产权法直接表现为一种授予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以专有权的法律制度。这种专有权与知识产品的社会属性和自然流动性是相对的，与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需求也是相对的。通过限制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而实现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也就是等于对社会公众利益的公正保护——因为对知识产权人专有权的限制意味着对社会公众接近知识产品的基本保障，这正好体现了知识产权法的精髓。正如博登海默所说，“一个发达的法律制度经常试图阻碍压制性权利结构的出现，其依赖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通过在个人和群体中广泛地分配权利以达到权力的分散和平衡”。[19]在知识产权法中，平衡机制存在于一定的形式和状态中，同时也体现为用以达到这种状态的手段和调整方式，其中对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设计与保障则是其关键性内容。
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的必要性，还源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知识产品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属性，具有个人创造属性和社会公有属性。一方面，需要防止将知识产品的个人占有绝对化，以免损害知识产品中的公共利益，扭曲知识产品生产的本质意义；另一方面，知识产品的生产具有成本，而使用上具有非对抗性。因此，也要防止忽视个人创造性而片面强调知识产品的公共属性，影响知识创造的积极性和知识创造者的合法权益。可见，从知识产品的双重属性分析，也需要对知识产权人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平衡。
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平衡是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机制中的关键性内容。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在本质上属于个体利益、私人利益范畴，它必须受到公共利益的制约。就知识产权法的规范结构而言，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不仅处于共存状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知识产权法制度设计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既要能充分保障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以激发知识产权人从事知识创造的热情，又要保障知识创造成果的广泛传播与应用，不至因为专有权的授予而受到阻碍。为此，建立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