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质层面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走法治之路，必须选择合适的权力组织方式。这种权力体系必须是自身能够得到稳定的运转，合法高效；同时，还要与社会权利（人权、民权、主权等所谓的相对性私权）保持平衡关系，从而使这个社会可以正常存在。这里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处理好：一是
宪法问题。
宪法的制定、修改和推行机制起决定性作用。这需要保持
宪法的独特权威，
宪法要控制政治行为和民众的随意行为而不是反之。简单说就是要将公权力和私权都纳入
宪法范畴之内，在二者平衡状态中使社会运行。二是公权力自身的体制问题。历史上，公权力体制无外乎分权制和集权制两种形式。分权属于法制化人治模式（法律权威），集权属于人治化法制（个人权威）模式。总体都是人治模式，不属于实质性法治。三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协调机制。在人治社会中，协调公权力和私权利的方法不同，分权制中，司法独立，法院享有最高裁判权，公民（广义的）可以通过
宪法法院或者最高法院实现权利的维护；集权制中，最高领导者意志可以维护私权。显然，通常而言，前者公正、高效，后者滞后、不公。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司法腐败，如何实现私权的救济和普遍的社会公正？在现代集权制国家，这是普遍现象。在分权制国家也会发生类似现象而无法彻底避免。
我们要问的是：有没有一种更加合理合法的、普遍的政治体制呢？
我没有考察过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具体政治体制，只能借助理论上的知识和在中国的实际经验加以思考。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可靠。所以，我就力图从最实质的、最一般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也就是使用哲学化研究方法。
我和许多人一样，深切感到现代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的、不可克服的弊端，这就是集权和人治。这个体制从内在理念上说，不是来自西方思想，比如所谓的马克思理论，而是来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尤其是来自对孔子的崇拜和对《周易》的误读所导致的人治家天下文化。在这个文化传统中，直接强调个人权威和人格力量，上下等级制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法定的、不可改变的。这里，上有皇天，下有天子，尊贵无比，实际上极端化的理论就是“三纲五常”。这种文化需要的政治体制就是国家统一，权力集中，权力大于法律。它的特征是，法律工具化，国家私有化，民众奴仆化，统治者高贵化。集权制文化肯定特权，在实质上是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抵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