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形与此相似但结果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事例发生在江苏。2006年3月，江苏省南通市下属的启东市公安局出台了一个规范性文件《出租、客运车辆驾驶员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行为奖励办法》，规定各类车辆驾驶员如果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社会治安管理，抓获或者扭送交通逃逸者或其他犯罪逃窜者等违法犯罪嫌疑人，或者有效制止违法犯，或者通过各种方式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协助破获案件，构成立功行为的，除了给予经济奖励，还根据立功程度相应扣减其交通违章处罚记分。这也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批评说：公安机关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交通违章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应当罚分，超过一定的分数要回驾校重新学习交通法规；公安机关随便给他扣减了，这样不是就会放纵他，让他成为“马路杀手”吗？假设某人眼看罚分积累很多，快要被赶回培训机构重新学习交通法规了，他不就会赶紧设法去抓两个违法违章的人争取立功扣减罚分吗？据我所知，启东市公安局局长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媒体的严厉批评深感委屈，但同时也坚决地表示，他们是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才决定采取这一举措的，是为了倡导与不良现象作斗争的良好社会风气，他们有权这样去做，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资源去激励这些协助行为，但是可以扣减立功者的交通违章处罚记分。他认为真正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者，往往是自觉遵纪守法的公民，一般违法违章的情况很少，也不需要、不可能那样去投机取巧。他还表示启东公安机关会坚持尝试去做，除非撤他的职。
启东这样做到底行不行？我认为这样的事情现在还看不准，应当让它去试，给它一个周期，通过实践来检验。前面提到的“呼死你”，在一些地方就是刚刚一出台就被完全否定掉了；广州公安机关鼓励市民拍摄交通违章照片，也是生效判决一下来就马上夭折。我觉得这不是好办法。这样做怎么能够通过实践的检验来发现并扶持具备合法性、合理性、合目的性（符合行政管理的目标）的新事物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多新举措、新政策都需要实行一段时间才能逐步见到效果，不要刚刚一出台就简单地把它否定掉。对于新生事物要宽容，要容许试、容许看。
启东的做法，实际上很多地方也在尝试，我刚听说苏州也有这样的规定，北京也在这样做③。公安机关利用其掌控的资源（例如交通违章处罚记分的调整）实施行政奖励、行政指导等新的管理方法，当下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已有大量的这种行政管理革新举措，但是它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是否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呢？还值得认真分析研究④。这件事情还在争论中，希望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下经过更多、更深入的思考讨论后得出科学结论，深化共同认识⑤。
（二）发生上述变化和争论的原因分析
需要指出，近年来发生并引起激烈争论的这些典型案例和事例，决不是局部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即便是偶然性事件，当中也有某种必然性。可以说，近年来大量出现的行政管理新举措，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多种多样的，我把它概括为由点到面、上下互动、系统全面、逐渐推开的发展进程，而且肯定有一定的背景、一定的规律性在其中，也许这就是一个时代潮流。当下的行政管理革新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在体制、机制、方法、立法等方面都发生着或快或慢、或深或浅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背景因素是什么？我把它概括为两条：改革的深化和科技的革命。
1.经济行政改革的深化。
我们知道，已进行多年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有目共睹，不能否认，需要深化，这一点可以说毋庸置疑。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已经很难了，必须有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才能够相互促进、有效推进、继续深化，否则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推进，难有较大发展。问题在于，现在我们提出政府改革居于当前改革的首位，那是否意味着能够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系统地推进呢？恐怕还不行，因为这方面改革的某些部分比较敏感，政治敏感性太强。但也有一些部分恰好敏感性不那么强，可以更多地选择时机陆续推出，那就是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方法的革新，因此它就成为广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比较活跃且比较稳健的部分，这是大的背景。可以说，这就是近年我国社会生活中，与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有关的革新举措较多地推出，因此较常发生争议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原因。前面讨论过的那些案例和事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