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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走向宪政——法国大革命218周年祭

  

  “以世俗的二元论(国家-社会)取代中世纪教会-国家二元论的结果,使得先前不熟悉政府传统的人,也须承担积极的政治责任。” 


  

  欧洲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们几乎每一个都在谈论权力的问题,自由和平等于是在权力的意义下萌生的。 


  

  社会的革命心理既已萌发,那么法兰西民族在历史关头又有何表现呢?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时洞见到“美国之所以能维护民主制度,应归功于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但是,应当按照贡献对它们分级。依我看,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不如民情。” 民族的文化积淀,对于一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其政治形势的走向,具有全面而重大的影响。法兰西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热情豪放而崇尚理性。法国人无人不谈政治,正如英国人见面必谈天气,以“政治民族”著称于世。出于对政治的关心,他们关注革命;然而大革命目标的彻底使得革命以所有人为敌,阻力的强大让革命者焦虑﹑恐惧。法国人重权而轻法的心态,又使他们内心深处对革命后的制宪不完全信任,尚把希望寄托在权威身上;于是拿破仑适时出现了,恰好满足了法国人的心理需求,以后发生的共和和帝制之争只不过是人民内心斗争的反复。崇尚公开有坚持不懈地追求绝对平等的结果就是革命者在革命的行程中难以自已,把日常生活中的激情带入政治,而政治浪漫主义也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如果说一场伟大的运动必然产生伟大的领袖的话,那么运动的背后一定有伟大的思想家来为理论奠基。谈法国大革命,离开卢梭是不可能的。与孟德斯鸠温和的贵族式的渐进思维不同,卢梭的政治哲学显得激进而刚烈。毫无疑问,卢梭才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渊薮。起初人们只说要好好调整阶级关系,但很快就起步,迅跑,直奔纯粹的民主观念。一开始人们引证和评论孟德斯鸠,最后都只谈论卢梭,卢梭成了革命导师,并且始终是大革命初期唯一的导师.卢梭也许是思想史上最超前的天才,因为他发明的(或揣测到的)东西后来纠缠了整个19和20世纪。其实卢梭没有哪一方面要对大革命“负责”,但的确是他无意中制造了革命意识和革命实践的文化材料。 


  

  诱发革命的因素是多元的,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毕竟“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 革命既已爆发,下一步向何处走?贡斯当认为:“革命一般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们一致希望推翻所有人都不能忍受的制度;在第二个阶段,运动被人为地继续,它已经不再是自然的了,它的目标是试图推翻所有与少数人倡导的制度相反的东西。如果说理性的人们可以将革命中止在第一阶段,成功的机会就是巨大的。这样的革命是短暂的,令人高兴的,也是流血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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